《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上海，1888，第32—37页。史澄：《广州府志》，1879, 81卷，35下。《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0页。

[3]FO17/48，“义律—卧乌古”，快件21，附件1, 1841年5月13日。

[4] 《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1—32页。

[5]中国人有关奕山盲动妄进和英军进攻战略的论述，见《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2—33页；《中西纪事》，卷6, 10上。关于复仇神号，见《复仇神号在中国》，第89—190页。

[6]Henri Cordier：《广州的公行》，见《通报》，2.3: 284页，1902。《中西纪事》，卷6, 10下。FO17/46，“义律给阿伯丁的证书”，无发送编号，1841年5月25日。这次行动是官方同意的，见FO682/912，“道光二十一年4月7日奕山授权广州知府赎买广州城文件抄本”，原文是中文。

[7]Robert S.Rait: 《陆军元帅卧乌古子爵一世的军事生涯》（以下简称《卧乌古子爵》），威斯敏斯特，1903，1: 193页。

[8]据说广州城1908年时有590847名居民。据25年后的城市人口调查，数字已上升至1122583人。见《支那省别全志》，东京，1917；《广州指南》，1934，第15页。对广州人口的总论，见附录1。

[9]一个木匠挣7先令。小孩子挑拣茶叶，每天可得3便士。顺便提一下，半个地球以外的英国，铁路小工每天也只挣5先令。当时城里的非熟练工人数字已无法估计。100年以后，广州只有4万名劳动者，占男性居民的5%。见Edward Bing-shuey Lee：《近代广州》，上海，1936，第93页。《中国丛报》，4∶193页，1835年5月—1936年4月。C.R.Fay: 《十九世纪的劳动与生活》，剑桥，1947，第174页。《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63—366页。来新夏：《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见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北京，1958，第114页。

[10]这个地区的生产者仿照欧洲人纺织，比中国其他地区更有效，成本更低。大多数纺织是个人从事的，他们将产品卖给商贩。尽管一旦纺好就把棉纱出售给大包买商，但较大规模的纺织企业却很少见。见FO17/30，“郭士立的报告”，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

[11]《近代广州》，第1、2章。G.Allgood: 《中国战争，1860：书、信和日记》，伦敦，1901，第23页。A.J.du Bosch: 《当代中国，根据最新的著作》，巴黎，1860，第204—214页。《广州指南》，第5页。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1。B.C.Henry: 《岭南，或南中国的内部风光，包括对迄今无人前往的海南岛的勘查》，伦敦，1886，第59—60页。《支那省别全志》，1∶156页。FO17/30，“郭士立的报告”，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74—175页。关于珠江三角洲的最好的英文描述，见Gunther Barth：《苦力：美国华人历史1850—1870》，马萨诸塞，剑桥，1964，第1章。

[12]1819年，顺德、南海两县的桑园占地共15000英亩，有成千上万的人家从事农桑。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册，北京，1957，第431—432页。

[13]FO17/272，“威妥玛报告”，快件407，附件1, 1857年10月19日。

[14]《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6页。

[15]齐思和主编：《鸦片战争》，上海，1954，第4册，第21页。

[16]Authur Waley：《中国人看鸦片战争》，伦敦，1958，第109—110、186—196页。

[1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台北影印，1963，卷29, 23上、23下。

[18]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北京，1957，第734—736页。

[19]《鸦片战争》，第4册，第22、27页。林则徐：《林文忠公全集》，台北，1963，第1册，卷6, 1下。

[20]J.Elliot Bingham: 《英军在华作战记》，伦敦，1842，1: 231、232页。《卧乌古子爵》，1∶126页。D.Mcpherson: 《在华二年记：记中国远征军自1840年4月组成至1842年4月》，伦敦，1842，第148页。

[21]《广州府志》，卷81, 39上。

[22]FO17/40，“德庇时—巴麦尊”，1848年2月8日。

[23]《卧乌古子爵》，1∶155页。

[24] 《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4页。

[25]《夷氛记闻》，卷1。

[26]这段叙述依据下列材料：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广东人民在三元里的抗英斗争简史》（以下简称《三元里抗英简史》），载《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陈锡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