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徐广缙认为，英国人的军事力量并非如耆英所想的那样强大。探子自香港报告说，军队供应很差，英国人正在减少驻防部队。但他确信，到4月6日的期限时，英国人至少要显示一下实力，“是夷情素好矜张，动辄依仗兵船，有挟而求，乃其惯技”[138]。进城问题是个借口，英国人是要利用它攫取更多的让步，最终是希望取消对鸦片的禁令。姑息是不可能的。“夷性贪利”[139]。不论中国怎样做，夷人总会不断地提出更多的土地、资源的要求。

姑息还会失去民心，破坏帝国的最后防线。“外则礼重怀柔，内则允孚舆论。”[140]怎样才能做到既教养百姓于内又抚育远来之夷人呢？这两个前提是矛盾的，而且在南方已经造成了一种不利的局势。虽然广东的官员并未审慎地利用入城问题去唤起人民，但只要夷人出现，广东人就自动地发作。黄竹岐就是他们愤怒而起的一个事例。如果去拦阻他们，人民甚至会起来造反。事实上，广东的人民与官员已互相疏远，任何外交危机都必然会归咎于省里的高级官员。所以，南方官府的首要目标，就是重新恢复人民的忠心。地方团练，即使是潜在的危险，也必须给予鼓励。不过要防止蛮干，不要予英国人以挑起事端的口实。

对于当时那一代通商口岸的外国人说来，徐广缙是偏激的、非理性的排外势力的象征。这其实是不对的。徐注意了耆英的垮台，成了广州暴民的牺牲品。现在他认定，总督应当领导而不是被领导。能够重新控制局势的唯一方法就是担负起反洋人运动的领导。这意味着抛弃“抚夷”专家所心爱的一切观念。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徐广缙否定了朝贡制度抚育外夷的观念。贪得无厌的英国人是不会以些微的让步为满足的。为了进行长期斗争，中国必须磨剑以待，这意味着巩固朝廷的民众基础，以加强内部，对抗外来。这必然也意味着应无条件地拒绝英国人入城。要做到这一点而不致有另一次战争，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使用耆英的外交说辞——民众抗拒。保证那种说辞并为一旦失败而为战争做准备的手段，就是地方团练。

1849年2月17日，徐广缙与文翰在停泊在安生湾的旗舰哈斯汀斯号上会面。互相行礼之后，文翰邀请徐到他的舱房里，举行只有翻译[141]在场的私人谈话。徐感到不安，也许是记起了琦善同义律的私下会谈曾被皇上误解，他希望带着副手，但文翰坚持说他可以在必要时叫他们进来商议。徐最终同意了，两人一起进入舱房。[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