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有的情感支持着的，而托马斯学派的社会理论则缺乏必要的“神秘性”，不可能有共同的信仰。

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此不同。经过大融合的汉代儒学以及它的“五行”说、它的宇宙统一论、它的“神授皇僧”、它的天人感应说，使得它可以包容很多潜在的主张废除道德律的和反叛的思想倾向。同时，也由于孟子主张反抗的权利和后来公羊学派思想家的神秘的“君子”，使得有足够的余地含纳任何思想——除了从这个文明以外输入的新思想外。中国秘密社会和派别的历史上真正的革命因素，是从佛教传入的千年至福说。

在发生饥荒或灾害的年月里，佛教三世说给那些受难者带来希望和安慰。由于这种理论认为从一个周期向另一个周期的过渡以灾难为先兆，它就与实际历史中的灌溉破坏或入侵的循环完全吻合了。正直的人可获救、免除苦刑和灭绝；简而言之，精神力量可以战胜世俗的权威。[63]但是，儒家政治制度的安排使得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自称独具了那种精神力量。一旦某一个皇帝龙袍加身，他就被赋予了统治天下的神权，直到新的灾难再度出现为止。所以，历史上这种关于神灵干涉的佛教信仰，最终还是允许统治者转向儒教来平定混乱。世界是没有穷尽的。不满、离心、反叛，都被纳入儒家历史的永远重新的无穷轮回之中。即使是佛教，也只是预言万物皆空：这不是世界的结局，而是它的产物。阿弥陀佛的佛教乐园从不是现世的。历史只是一个过程，但永远不能成为一种进步。[64]这是中国与西方思想最根本的不同点。圣西门、傅立叶和马克思把历史联结起来看作是随工业革命而来的进步，由此诞生了现代社会主义。这种历史观，直到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才传入中国。[65]那以后，康有为才有可能把公羊学派的“大同”学说从世外桃源变为乌托邦，从恬静的过去变为光辉的未来。但那时，中国需要一个西方的而非本土的天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现，儒家学说奄奄一息。

十二

广东与太平叛乱

祖先神圣的传统既已湮没，上天亦抛弃了我们。那些专心注视着事态发展的人，那些看到我们的地方官是多么自私和人民是多么堕落的人，都有一种沉重又令人不可思议的预感。我们正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夜。许多人都感到了这一点。但是，不知道动力将来自外部还是内部。

一位中国知府的谈话，1846年[66]

鸦片战争对广东、广西两省的山村产生的影响，同美国内战对中西部和西南部产生的影响几乎相同。像杨格与詹姆斯一样，秘密社会的组织不断地向边远地区扩展。随着贸易路线的改变以及失业的增长，那些外出冒险者、亡命之徒觉得能够到手的东西太少，地方官的管制又太严，于是沿广州向西移往山区。[67]1841年春，湖南巡抚忧心忡忡地报告说，山区通道上的苦力们已卷入鸦片行业，并加入起源于广东的秘密社团。[68]1846年以后，原先活动于珠江三角洲河道地区的海盗转移到高山区，加入了苦力的活动。[69]19世纪40年代后期，粤、桂、湘三省交界的地区主要有五股力量在活动：任文炳的上万名广东河匪活动于平南附近；梧州有田芳帮；湖南边界的棒棒会；广西陶八的林匪及罗定州周围的凌十八。[70]这些团伙在三省交界的地区内来回活动，在这里抢劫，在那里索取过路钱。他们所造成的混乱有助于太平叛乱的发生。当后者兴起时，他们先是同太平军作战，继而又与清军打仗，像变换据点那样频繁地变换立场。为了生存下去，盗贼们很明智地只在农村地区活动，不去搅扰城市，以获得地方官的容忍。[71]政府衰弱时，他们的人数就大增，并从山上下来。而当政府强大时，他们又收缩——他们是帝国军事运气的晴雨表。最重要的是，他们给整个华南提供了暴乱的背景。他们加之于广州的经常的财政上和人力上的紧张，给那一时期广东的历史打上了印记。而他们在广西边界的存在，使得周围的农村变成了兵营。

19世纪40年代广州周围的混乱，使得大部分鸦片供销网移到广西。这件事本身就吸引了秘密社会及广州的盗贼。而且，战争后的两年间，省里许多银矿相继关闭，造成了一支失业大军。最后，1848、1849、1850年连续干旱，桂平发生了米骚动以及可怕的通货膨胀。所有这些，与从广东蔓延过来的土匪交织在一起，秩序混乱到极严重的地步，使团练得于1850、1851年应运而生。[72]团练一成立，本地的地主就利用它来镇压客家佃户——他们已开始加入一个隐藏的组织，称为拜上帝会。[73]社会很快分为两极：本地的地主团练为一方，客家佃户的拜上帝会为一方。于是秘密的、破坏偶像的公社弟兄变成了太平天国的战士。

我们已经叙述了两省相似的形势。但是，为什么广西拜上帝会能够演变为一场革命运动，而广东的秘密社会则停留在复兴主义，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呢？基督教理论——作为一种与社会脱节的神话——的传入，是否足以赋予儒家思想以某些潜在的和逼近的革命素质？

基督教的末世论在许多非欧洲国家的千禧年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74]但是，只有在现存的制度具备了接受它的条件时，乌托邦思想才能处于超凡的地位。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