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这一次，他们宣称将联合抵制考试，使事件引起皇上的注意。柏贵害怕，勉强让步，希望东莞县最终能平静下来。[95]

但是，抗税运动已经蔓延开了，新安及广州周围地区的绅士拒绝交纳任何田赋。1852年是个坏年景：夏天的大水毁坏了花县与广州间的许多村庄，水稻几乎颗粒无收。可是官府还要征更多的田赋、更多的税、更多的捐献。混乱开始蔓延。番禺发生了激烈的宗族械斗，秘密社团得到参战宗族的奖赏，也卷了进去。[96]所有这些——抗税运动、财政枯竭、强行收捐等等——对已经受苦的广东只是新增的负担而已。流行的团练运动、城市的混乱、乡村的贫困、社会的两极化——所有这些都堆在一起，而这时，除了山区的叛匪和沉思中的绅士，又加上了复活的秘密社会的活动。

早在1843年，三合会就再一次在广州周围公开活动。首先是为了收取非法的过路钱和抢劫，其次是为了同对手卧龙会进行帮战。[97]虽然据说他们存在于全府，但他们最有力的活动是在靠近澳门的香山县东部沿海。[98]1843年冬，来自较穷些的新会、新宁县的会匪开始在那里在光天化日之下举行集会。几百人聚集于一个乡村集市，岗哨拿着枪，鼓励当地农民加入他们的组织：三合会。一些农民相信入会就可以避免沉重的压榨，宣誓为会员，交付300文制钱为会费。偶尔也有整个村子为自保而入会，因为三合会靠袭击那些未受保护的村庄而维持自己。结果，低级办事员、衙门的差役、地方官府的警察都成了会员，并帮助使三合会的活动不被发现。整个1844年，局势不断恶化。看起来，什么也不能阻止三合会接管全县了。1844年冬，首领们认为他们已经强大到足以自行攻打县城了。但他们在那里犯了大错误。当会匪进城后挨户搜讨保护钱时，一个名叫郑逵鸿的当地名流与一名服丧在家的地方官招集绅士，组织团练，把三合会赶出了县城，平定了全县。[99]

1845年后，三合会销声匿迹了。他们或者被轰轰烈烈的团练运动镇压了下去，或者从广州被赶到了广西。偶尔有孤立的地方性活动，直到1853年，广州城周围潜伏的社团活动才再次公开出现。

如果说1852年是农业的坏年头，1853年则是城市商业的坏年头。从1848年开始，广州就处于最严重的金融紧缩之中[100]。更多的脚夫、苦力和洋行买办失业；与此同时，农村那些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农民也感到租税压榨甚于以往。城市中的失业者与农村中的佃农开始加入三合会。他们注视和等待着某种未确定的东西。在厦门、上海及广州周围地区，三合会慢慢地确认时机到了，政治世界将要经历一次伟大的改朝换代。

由于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