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的叛军连接；各县乡村的主要宗族及团练能够保持对政府的忠诚。

首先是城市自卫问题。城墙边每天都要发生小冲突。旗军烧了北郊，毁坏了造反者的隐蔽处所。[112]在城里，官军得到民间团练的补充[113]，组织了由护城委员会指挥的自卫团。委员会确保使各家捐献一定数量的金钱。商人们比以往更积极：伍崇曜和梁纶枢搜集和捐献了50万两白银。护城委员会由四个董事会轮流主持，一个董事会代表城市的一个区。董事会由有声望的居民组成，由藩司、臬司、粮道和巡道管理。[114]

与此同时，佛山的叛军得到广西盗匪的一支大部队增援，准备会合广州城北的甘先。旗军绝无可能阻挡他们前进。但是在广州与佛山之间，有升平社学的旧团练区。那里的团练已不存在，他们的司令部——设在恩洲附近牛栏岗的升平公所，也已被叛军占领作为指挥所。但是如果能鼓励南海的绅士与农民，使他们的团练恢复活动，那么叶名琛还可以指望抑制住佛山的叛军，并保持广州与外界的联系。于是总督尽一切努力以争取那个地区农民的忠诚。他一面保证赦免所有放下武器的人，同时，他还求助于入城危机中的“忠义”之心，那时，农民与官员是一致反对英国人的。这些求援似乎起了作用。1854年7月29日，一股企图强行通过这一地区与甘先会合的叛军被旗军和小队团练打退。但是，在力量对比似乎有利于红巾军时，绅士领袖能够保持住乡村群众的忠诚吗？[115]

无疑，叛军的胜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月5日，顺德县城被陈吉部占领；清远、肇庆完全在叛军控制之下；香山县的大部分也为李洪英部占领；而城北的炮台，为大水所淹，天天都受到攻击。在以后两星期中，局势更坏：陈松年进攻新会县城；一个名叫徐兆表的三合会员，在广州西南60英里的开平县附近发起叛乱；河南也出现了首批造反组织；“悲伤的复仇者”何六占领了增城，向前推进以会合驻在白云山的甘先。

广州城周围的钳子正在收紧。现在北门外集结着3万人马。人们开始逃向甚至更加危险的农村。一个英国人描述了笼罩着城市的恐慌气氛。

这些城市什么样的苦难没有经受过！占领，收复，大火，抢夺，毁坏……广州的百姓被恐怖所控制，根本就没有公正可言。谎话不仅说说而已，还付诸行动。如果战事中抓不到俘虏，那就抓无辜的百姓充数处死……几个月来，城门都关闭着，只在某几处开放，还有着许多预防措施。人们必须佩带标记，写上姓名、年龄及住址……恐慌情绪极大——商店关门，贸易停顿；同邻近地区几乎没有任何联系。[116]

红巾军从惠州、穿过番禺县，驻在位于广州城东门外的校阅场。如果拥有30门大炮、110条船的2万名佛山叛军会合了甘先，那么广州城必定陷落。升平地区的团练能否阻挡这一会合呢？

8月的最后几天里，形势突然开始改变。一连串小的地方性胜利似乎证实了叶名琛关于南海团练敢于同叛军对抗的希望。8月11日，在对牛栏岗“公所”的叛军司令部的攻击中，三元里的团练支持了旗军。这时，陈开方认识到，横在他与广州之间的主要障碍，是乡村团练的联盟，这是一位名叫欧阳泉的当地名人在佛山以北5英里处的大沥组织的。8月19日与24日，陈的红巾军两次试图粉碎团练，都被击退。暴怒的叛军最后终于占领了大沥附近坚持抗击的村子之一，并将它夷为平地。[117]但是广州当局已经向那里的团练司令部送来了武器、给养和一小股官军援兵。

白云山的叛军无望地等待陈开的到来，开始不安定起来。首先有一个中心领导的问题。红巾军明确宣称要恢复明朝：

总理政务除奸诛邪灭清神威大将军总督兵马罗、总理国务内阁大臣加三级纪录五次杨为晓谕事：缘中国户口众多，难分良莠。惟我大明太祖洪武在位时，万国通商，尊卑有序，干戈不起，于邻邦均无欺诈。[118]

惟一的问题是，找不出一个冒牌皇帝让他们扶保。当一个秘密社团的首领以明朝的名义自称为总司令时，其余的人就拒绝服从他，于是他气愤地带着他的6千人马投降了官府。有些首领争执于战利品的分配和收税权等问题，各派甚至刀枪相向。随着时间的消逝，会集在城北的大群部队，耗尽了南海、番禺两县的物资。那里的大部分村庄已被烧毁或已荒芜。许多人向富裕些的地区迁移。到了9月5日，甚至何六也决定退出联合部队。[119]

广州的军事当局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但是他们受到团练胜利的鼓舞，决定发起一次冒险的突袭，以减轻城东的压力。1854年9月7日，由卫佐邦[120]率领的部队冲出城门，攻击驻在校阅场的大股叛军。红巾军惊慌逃跑。在绕城向牛栏岗甘先的司令部撤退时，丢下了明朝印信、武器和辎重。这是官军首次在野战中打败大股的叛军。现在，广州城有了一定的军事安全保障。但是围城已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商人简直不相信政府能够坚持住，他们自己也被不断的捐输搞得人穷财尽。反政府的公开街谈巷议越来越多，许多商人秘密地把私人巨款转移到香港。常规的运茶船只开往福州，广州的国际贸易陷于停顿。小店主们甚至开始相互廉价出售货物，以便在城市陷落之前结清账目。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