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出来集体受骂。

——“苛可蟗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

这两句话稍微翻译一下，苏轼说，只要能害国害民，吕惠卿之流踊跃出现频频点头心有灵犀一起犯罪。当成功来临他们喜悦时，互相摸摸手蹭蹭脚亲密无间；生气了有矛盾马上翻脸，互相怒视拿目光杀死你。

最后一句总结。

——“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

大家看，苏轼写这些就过分了吧。吕惠卿犯错，只管说吕惠卿好了，哪怕上面那些骂得再凶狠些，也没人找他麻烦，可为什么要借机打倒一片呢，毕竟有事说事，乱骂人是要负责任的。

苏轼不管，他当时写完这篇绝世好文之后仰天长笑大感舒畅，走出门去还喜形于色。有人问，苏学士，您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苏轼把刚写好的贬制背诵一遍，之后加上了自己的感叹——“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一个字，爽！

爽过之后是付账，苏轼在六七年之后被定案，他借职务之便公报私仇，还影射神宗皇帝，犯了大逆罪。证据确凿，不用像乌台诗案那样押回京城受审，直接从定州免职，到新州（今广东英德）去反省。

他是继蔡确之后，第二个被贬过岭南的大臣。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谁给他讲情，连范纯仁都闪得远远的，有多远躲多远，就算这样仍然觉得不安全，几天之后，范纯仁和吕大防几乎不约而同地写了辞职信，主动申请外调。

京城没法待了，太凶险！

不过，这并不是被张商英吓的，张商英虽狠，但资历不深，没法撼动他们这个级别的大佬。他们之所以逃难一样地躲出去，是因为一个比他们资历深、影响大、从不妥协、从不手软的人从江南赶回来了，很快就要进入开封。

章惇。

在宋朝目前还活着的官员中，章惇是资格最老的一辈了。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死后，除了更老的文彦博之外，没有谁能超过他。范纯仁也好，吕大防也好，哪怕年龄相近，在职务上都是章惇的后辈。这还不算什么，一般老前辈都慈祥，对后辈们很温馨。

可章惇是特例。

章惇一生始终活在黑白世界里，他认为对的，会永远忠诚，比如对王安石和新法；他认为是错的，就始终敌对到底，比如对司马光和旧党。在这两者之间，绝不会有第三种情况发生。这种信念转化成做事风格，就成了敌人的噩梦。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对不起，说错了，章惇讨账时绝不会按数收钱，他总会附带着巨额的利息，让敌人倾家荡产、死无全尸，这才是他的风格。

过往的事历历在目，九年里旧党倚仗着高滔滔对新党人坏事做绝，都搞出人命了。这时章惇回京，一定只有一个目标——杀人。想到这一点，连范纯仁这样的和事老都不敢往里掺和。章惇来了，有多远闪多远，最好和这人永不见面。

他们料得很准，料到的每一点都发生了。章惇动身前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任命，回朝就是首相。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才，更是因为他的忠。哲宗最认可这样的人。

另一点，满朝大臣都和范纯仁、吕大防想到了一块儿，为了保住身家性命，这些人自掉身价，做了一件宋朝史上极其罕见、堪称史无前例的事。

章惇抵达京城的那一天，全体朝臣都到城门外去迎接，一个个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可惜章惇无动于衷。开什么玩笑，事到如今，想立功赎罪都不可能，只凭些奴颜婢膝就想过关？

从这时起，章惇的真名叫做扒皮章。

章惇上任，新党人快速返京，当年熙丰旧人如蔡卞、周秩、翟思、上官均、林希、黄履、来之邵、郭知章、刘拯等人都回来了，他们占领了御史台、知谏院等关键部门，和张商英紧密配合，做事的效率是空前迅猛的。

绍圣元年四月章惇回京；五月提拔黄履为御史中丞；五月十四日继贬谪苏轼之后，又一个新的清算目标出炉——殿中侍御史郭进章追究元祐时期割让西北四塞给西夏事。

大快人心，当年旧党在宋朝对西夏始终处于战略进攻态势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四座边寨的行为人神共愤，无数边关将士用血肉换回来的城池，只为了和新党唱反调，就无偿地送给了敌人。不说实际上的物质损失，九年间两国士气、攻防的易位，就让宋朝苦不堪言。

西夏人变得无比嚣张，连他们的汉人皇太后梁氏都敢带人闯进边境杀人放火……这是奇耻大辱！章惇指示上任第一件事就办这个，谁的责任一定要查清，一定要处理。

很快责任人名单列出来了，以司马光、文彦博为首的11个人是主犯。其中司马光、文彦博、赵、范纯仁的责任最重，定为“挟奸、罔上”；孙觉、王存等剩下的人是从犯，罪名是“暗不晓事、妄议”。

宋哲宗看着这份报表，问了自己好多遍，他是想温和的，可这件事能温和吗？！于国、于家、于先皇、于将士，无论哪一点，都没法宽恕！

他同意从严从重处理。

在研究怎样具体定罪期间，御史台已经发动了另一项弹劾。责问元祐年间前首相蔡确贬谪岭南致死之事。第一，蔡确到底有没有罪；第二，有罪，罪是否遇赦不赦必死于岭南。

这是由谁指使的？为了什么目的？

这两问是极其致命的，直指当年最高权力核心的纷争。其中最敏感的，可以归为一句话——能把首相扳倒，只有职位比首相更高。高滔滔，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能办到。

言官直指要害，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