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最早出现在莱茵兰，因为那里的天主教会是反普鲁士新教统治的核心力量。但是，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政府却从旁火上浇油，提出正式禁止教士参与政治活动、废止教会对各类民事活动如结婚与离婚的管辖权、废除各种与国计民生不符的教会制度。俾斯麦趁机立即大做文章，试图分化并控制天主教。

同时，俾斯麦还对柏林以东、扎根普鲁士乡村的陈旧保守分子不抱好感。因为信奉严苛戒律的东正教和虔诚派，他们既反对俾斯麦及其规划的“新强大帝国”，也反对他同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苟合，不停地威胁要粉碎俾斯麦对威廉一世的操控。这场“文化斗争”主要以中央和地方政府立法的手段来推进，参考法国模式拆散了教会同国家的联系。这场“文化斗争”的成果维持了近十年。在这之后，俾斯麦的议会又需要用到中央党，因为他要保障议会多数席位支持自己。但是，双方互不信任。俾斯麦考虑过，他如果能得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共同支持，那么就不用巴结中央党；不过，中央党可以反其道而行，通过故意煽动自己的工人支持者闹事来逼迫俾斯麦讨好自己。此外，中央党领导人还可以把罗马教皇发布的通谕奉为最高纲领，特别是教皇1890年发布的通谕《新事物》，这其中教皇回答了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无法调和的社会问题。中央党既不奉行民主，也不反感民主；它比自由派要更保守，又比右翼要更左倾一些。简明扼要地说，它是个天主教政党。

社会民主党在德意志政界则更显格格不入。它的首任领袖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不合时宜地丧命于一场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名誉而进行的决斗，将这个社会民主派阵地托付给了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这个木匠反而使自己成为最令人尊敬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追随者们自豪地称他为“工人们的俾斯麦”。在德法战争期间身处监狱的倍倍尔刻苦研读马克思著作，但他并不拘泥于书本，而是尽力从实际出发。俾斯麦在针对倍倍尔及其党徒的遣散令里总称他们为“帝国敌人”——但实情却是，倍倍尔和他的同志在1871年帝国议会的席位屈指可数，根本不是俾斯麦所言的那样会反对国家统一。他们想要的是另一种德意志，而不是俾斯麦搞的专制独裁，他们想要的德意志不搞纯粹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繁荣昌盛、充满关爱的市场经济国家。

倍倍尔永远不会有过于功利之嫌：他曾赞美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全欧洲无产阶级的先驱，也是德国工人仿效的楷模，却完全忽略它的暴力过程。不过，幸运的是，倍倍尔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