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装备的问题。战争的直接指挥者李鸿章就强调：帝国军队的枪械不但数量不足而且技术落后，海军舰船的速度和舰炮的射速都比日本落后，陆军的枪炮在日军轻便且射程远的枪炮面前显得十分笨重过时。即便如此，帝国陆军“有队无枪”的现象的确极其普遍。在鸭绿江边，宋庆打电报给李鸿章要枪要炮，李鸿章的回电是：“军械局旧存之炮已发尽，前发龙殿扬之过山炮，系宁局仿造者，虽不能及远，却不甚笨，若缴回另换，竟无可换，或可暂留操用。明知毙倭非快炮不得力，限于饷绌未敢多订。尊处拟添炮队，难以应命，奈何？”（《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九，第30页。）最高指挥官都无可奈何，前线赖以枪炮作战的官兵又能如何？

最后，有人指责帝国军队的指挥官们贪生怕死，甚至指责他们的“取义成仁”。这是关于帝国军队指挥系统的问题。在中日海战已经爆发的时候，日本举国倾尽海军力量参加战斗，而中华帝国的海军并没有全力投入战争。日本海军的战争对手仅仅是帝国诸多舰队中的一支，帝国的其他几支舰队都寻找出多样的借口拒绝执行政府让他们出动的命令，声称自己要“保持中立”——在自己的国家正与另外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军人居然和帝国主义们的口吻一样，宣布自己是“中立”的局外人，这实在是大清帝国晚期所发生的最为奇特的现象之一。于是，那些孤立无援地与敌人交战的帝国最优秀的军官，其勇敢精神往往表现为最后的自杀。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把军人在战场危机时的自杀行为视做一种高尚的人格情操，尤其是和一个或数个敌人同归于尽的自杀行为更是中国人记忆中的人间壮举。而如果这个军人是军官，即使不是和一个或数个敌人同归于尽，只要是穿上皇帝赏赐的官服整洁地在战场指挥室里服毒或者悬梁，其名就可以入民族英雄谱了。

但是，上述种种也许都不是中华帝国战败的根本原因。

上溯日本国的历史，仅仅在中日发生战争的26年以前，这个小小岛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还一直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缩小版。公元654年，日本通过大化革新，确立了古代天皇制的国家组织形态，完成了社会的统一。它模仿着中华帝国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尽管是一个小小的农业国，依然像大中国一样对外闭关锁国。这个国家的君主和人民，最担心的是外国势力的入侵，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外国势力看中了这个海洋中的山地小岛，日本没有任何力量阻挡灾难的降临。然而，1868年，这个国家发生了一次彻底改变国家命运的事件：明治维新。这是一次政治体制彻底变革的运动，是一个蒙昧的民族清醒时的蜕变。一个国家政体上的变革，无论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东方式的政治维新，对于整个国家来讲，都是十分痛苦的事情，往往需要伴随着流血和战乱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而特殊的例外是，日本这个在文化上与中华帝国一样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它开始于中国同治年间的政治体制变革居然一次就成功了。其君主立宪制带来的现代社会生产关系使它得以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就发展成为一个具备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政治和经济特征的崭新国家。这也就是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已经不是中国人一直以为的混乱而贫穷的农业小国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近代工业国家。

在中华帝国的咸丰、同治年间，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种种事变，从太平天国内乱到外国势力的入侵，使隔岸观火的日本人明白了一个道理：避免外国势力入侵的最好办法，并不是提心吊胆地关着国门，而是要不遗余力地发展自己。与中国历代皇帝“海禁”的对外政策相反，日本明治天皇在他即位的那一天宣布了他的“国策”：“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个国策的扩张思路多少年后仍没有改变：控制朝鲜半岛以冲出小岛踏上亚洲大陆，进而控制蒙满，最后征服整个中国。

而中华帝国散发出腐朽味道的体制已经令这个大国千疮百孔。即使从版图和历史积累的角度上看，它可能在国力上并不比日本差多少，许多方面甚至远远在日本之上，但是，帝国政治的腐朽使任何力量都解救不了它最深刻的危机。它就犹如一条破旧的大船，哪怕是一股小小的风浪，便可以让它面临颠覆的境地。何况是在爆发了战争的情况下。

战争爆发了，当帝国的舰队遭到日本海军袭击并且受到重创的时候，军方不敢、也不愿意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皇宫，因为当时正是帝国皇太后60大寿的庆典期间。帝国海军的所有军舰都是在光绪十四年以前购买的，从那时到战争爆发的光绪二十年，帝国政府明令禁止海军再购买军舰和更新设备，理由是“时艰款绌”。然而，谁能相信如此庞大的帝国会穷到连几艘军舰都买不起的地步？据说仅仅维持帝国皇太后慈禧一天的生活，就需要用4万两银子，天天4万两银子，足见国库之丰厚。

1894年11月7日，中国那座没有了一兵一卒的城市大连陷落。黄昏时分，城内满城大火，风雪中日军把中国百姓不分老幼驱赶到城外进行报复性屠杀，中国百姓的血流进护城河已经结了薄冰的河面上，河面的薄冰因热血流过而融化。

而正是在这一天，帝国的皇太后正在紫禁城内庆祝她的“万寿吉日”。早上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