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传教活动。天主教各方济会和基督教美国公理会都在平原县建立了堂口和布道站，在穷困的农村吸收信教的农民并修建教堂。洋教士仿照中国农民的传统办法，在信教的人中选择有势力的人物充当教民的教首，这些教首在外来势力的支持下，不可避免地会和当地掌握权力的乡绅们在利益分配上发生纠纷。面对强大的洋势力，乡村的士绅们只好纷纷求助于民间神拳，甚至亲自加入神拳以寻求支持力量。终于有一天，民教双方火并起来，起因是教民控告不信教的农民抢了他们的财物，于是惊动了平原县令蒋楷。蒋楷虽然也是个憎恨洋教的人，但是，根据朝廷“就教屈民”的指令，他不得不亲自率领官兵前去逮捕拳民。1899年10月11日，平原县百名步骑勇役到达前杠子李庄，刚进村就见二三百拳民在朱红灯的指挥下正列队击鼓，随之即向他和他的官兵主动发起了进攻。官兵和县令谁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进攻方式：拳民“四个人成一个圈，一圈跟一圈地滚动前进”。这是什么战术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与神拳的神灵之术有关。当拳民们“滚”到跟前时，一下子砍倒了官府的两名旗手，蒋楷见状骑马狂逃，步骑勇役皆惊散。

紧接着，又发生了另一场“战役”。朱红灯没有追上蒋楷，于是决定率领拳民们去进攻恩县刘王庄属于天主教会的教堂和庞庄属于美国公理会的基督教堂。原因是，在庞庄传教的是一个叫做明恩溥的美国牧师，拳民们听说这个美国牧师经常在上海的报纸上写文章，鼓动帝国政府出面镇压义和拳。明恩溥得知义和拳要来，立即和山东巡抚衙门取得联系，要求巡抚派军队前来镇压。于是，济南知府卢昌诒与亲军营管带袁世敦率兵前往。朱红灯的队伍在半路上遇到官军的探子，朱红灯释放了探子，并且让他转告卢昌诒和袁世敦：我现在回前杠子李庄，是为两位大人考虑；如果我们再和官军相遇，那大人就要自失颜面了。但是，袁世敦认为几个“暴民”根本不是官军的对手，依然下令追击，于是，官军与拳民在马颊河的河堤上相遇了。正是早晨，义和拳们正在河堤上吃早饭，突然官军围了过来。义和拳足有1500人，旗帜是红色的，拳手们的刀枪上都有红布装饰，而朱红灯更是头戴大红风帽，身穿红衣红裤。义和拳们照例是“轮圈”战术，几乎没有怎么交手，官军就逃跑了。但是，官军的另一支支援马队到了，和向后逃跑的官军会合在一起，重新杀了回来。这一回义和拳损失惨重，朱红灯带残部渡河脱身。

朱红灯能够同时与教会和官军两面发生“战役”，帝国农民创造的奇迹引得各地拳会一团一伙地投靠而来。所以，义和拳开始叫做义和团了，因为“团”字在中国是齐心合力的意思。

内外交困的帝国，衰败贫困的帝国，无论是朝廷政府还是地方官吏，谁都没有力量能够遏止在荒野中四处蜂拥而起的农民。没过多久，在帝国北方的大平原上，到处可以看见百十成群的农民，他们的旗帜上都写着：义和神团。

2、帝国的“第二政府”

自明代以来，在中国穷乡僻壤间游历的外国人大多是传教士。他们刚刚进入这个帝国的时候简直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因为他们看见在这片国土上，无论多么荒僻的村庄，都会有一座庙，里面供奉着神灵的牌位。

传教士们认为：这是一个对神灵抱有虔诚之心的民族，这是“开垦上帝子民的一片沃土”。

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他们走进了那些庙后，看见了一个令他们迷惑不解的现象：散落在中国乡村中的那些庙大都摇摇欲坠，粗糙破旧，里面的神像残缺得令人根本看不清“神”的神情。

如此的神庙代表着中国人对它的信仰徒有其表。

尽管文明发祥绝早、文化传统极其悠久，但是，在中国汉民族生活的土地上却从来不曾诞生过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儒家学说的天下，但是“儒学”不是一种宗教。宗教的最显著特征是对某个固定不变的神或者偶像的崇拜，而中国的儒学从它诞生之时起，其理论核心便是无神论。儒学其实是一种伦理制度的“课本”或“章程”。它主张控制社会秩序的力量不是来自信仰，而是来自自我道德约束。它的所有著述无不是关于道德的说教，这种说教不是用某个神灵的力量来规范人的行为，而是要求人在思索和领悟中教育自己。

如果说儒家学说还给了中国人一种值得敬畏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天”了。儒学在几千年里不停地告诉中国人要“知天命”。但是，儒家的宗师孔子和他一代又一代的信徒们，谁也没有把“天”到底是什么或者到底代表着什么说明白。中国的“天”绝不像西方的“基督”或“玛丽亚”——他们是有诞生、有身世、有生命悲伤或壮丽的历程故事的。而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中国人，无论是学问高深的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村夫：“天”是谁？“天”是什么？他们定会认为问这种问题的人精神不正常。宗教往往把某种神灵拟人化，中国人也有这个习惯，但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可以把他们所能看见的或者想像的任何东西都拟人化，不仅仅是神灵。这种拟人化的泛滥，就是外国传教士们所不解的“泛神论”。中国人把“天”称做“老天爷”，这在中国仅是一个辈份的尊称——即使是如此具体了，中国人也无法回答自己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