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拥——皇帝般的架势是帝国历史上所有造反农民首领的共同特征。朱红灯说：“天下义和团命令你们某月某日到某地，不遵者砍头。”所有的饥民就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但是，他在战斗中跑了，和以后义和团经历的所有严酷的战斗一样，死亡的全是普通的团民。在跑了的朱红灯和义和团团员们开始绝望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了：那个叫做毓贤的巡抚，把追杀他们的县令蒋楷和军官袁世敦撤职了。朝廷的谕旨是：

山东平原民教构衅，知县蒋楷办事谬妄，即行革职。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一并革职。（《山东义和团案调查资料选编》，转引自《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171页。）

虽然这仅仅是一个罢免县级官吏的普通文件，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看似普通的文件，却影响了以后帝国的整个历史。

既然那个叫做毓贤的政府大员支持他们，那么，他们就是这个大员的“部下”了。于是，黄色的“毓”字旗在滚滚黄尘中飘扬在了帝国北方干裂的土地上。在长清和荏平，饥民们杀了外国天主教神父，对教民所在的村庄进行了大规模的捣毁。在博平，他们一口气洗劫了四个村庄的教民。在荏平县，饥民们烧了张庄，抢走了教民的全部财产。

帝国的农民是不会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界线”的，更何况世代备受压迫的他们自古就有一旦群而起之就有胆量为天下所罕闻之事的习惯。

朱红灯们的捣毁对象很快就开始蔓延。义和团们需要银子、粮食和其他财物，贫困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劫走教民和教堂的财物已不能满足生存与行动的需求。有史料证明，仅仅在一个月之内，打着“毓”字大旗的朱红灯们平均每天抢劫三个村庄。银钱、粮食、棉花、衣物、大车、牲畜等均在他们需要之列。

义和团，这些饥饿的帝国农民瞬间就已经不再是农民了。

1899年年底的一天，对财物的分配不均终于导致了义和团的内讧。朱红灯和其他两个首领争吵，团员们和所有的首领们争吵。在神拳们的一片“杀”声中，朱红灯独自逃亡了。虽然他在逃亡时脱下了义和团的“官服”，并且潜入了夜色中的田野，但还是被义和团团员们抓住了——帝国的农民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也一样熟悉他们的土地。另外两个首领也被义和团团员们“送了官”。12月24日，朱红灯等三个义和团首领被押往山东省城济南，当日就被砍了头。

这时的山东巡抚是袁世凯。

袁世凯，这个已经在“戊戌政变”中进入了帝国历史的人物，继毓贤后出任山东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