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过真正的洋人之前，中国人曾经强烈地认为，除了中华本土之外，外面的世界即使有“人”，也是一群类似人的动物，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蛮夷”地处文明边缘的、愚昧野蛮的“人”。这些“类似人”的人要不就是大脑袋，小身子，三个耳朵，一只眼睛；要不就是根本没有五官，脸部一片模糊；要不就是看上去仿佛是人，但是不会说“人话”，只会牛一样地吼或鸟一样地鸣。后来，西方的洋人们真的来了，虽然他们组成“人”的各种器官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都是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条腿和一个鼻子，但这些看上去像“人”的家伙们实在是丑陋不堪：苍白和带有红斑的皮肤，红色或者黄色甚至是白色的头发，蓝色、褐色或者杂色的眼球，深深陷入眉骨的眼窝，高高耸立的如同某种鼠类尖吻的鼻子。洋人们的所有特征无不证实着中国人的猜想：洋人和野兽很接近。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始见大批真正的洋人。有一位叫做汪仲洋的中国文人用文学的笔法描绘了他初次看见的英国士兵：

鹰鼻，猫眼，红胡，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了中午就不能睁开。（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1页。引自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182页。）

在鸦片战争中，虽然中国人倒下的多，洋人倒下的少，但是作为帝国的高级官员，两江总督裕谦对英国人不能弯曲双腿的事情还是给予了证实，他在给帝国政府的奏折中说：“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

1894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的由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撰写的《CHineseCHaracteristics》一书(日本人译为《支那人气质》，中文译为《中华民族特征》)，记述了这个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真实体会：

许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受到周围民族的奉承，一直生活在一种他人低贱、我自尊大的气氛中。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不是一种尊重，即使中国人不轻视我们，也要处处表现出他们的屈尊，如在恩赐我们，这就是我们眼下的处境。（《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70～71页。）

史密斯，美国传教士，生于1845年，死于1932年，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年代里，他在中国生活了50年之久，和其他洋人一样，他在中国饱受了中国人的轻视。

中国人对洋人的服饰十分看不惯，认为他们的服装紧紧地包裹在身上，显然是没有更多的布的缘故，于是永远是一副寒酸的样子。他们西服的巨大的领口露出内衣，而燕尾服在屁股后面开一个大缝，还钉着根本没有用处的两颗扣子，简直不成体统，莫名其妙！至于洋女人穿的那些有伤风化的衣服，就更别提了。

洋人居然听不懂中国话！任何一个洋人，如果听不懂中国话，连中国的苦力都会看不起他。洋人们常常看见中国女佣人在吃吃地窃笑，原因是：瞧，他根本听不懂！洋人听不懂中国话，即是听不懂“人”话，显然是智力低下的原因。

洋人们没有礼貌。他们不会作揖，不会磕头，不会像“文明人”一样走路不紧不慢地踱四方步，他们永远匆匆忙忙的像没头的苍蝇。一个据说有很高地位的洋人要会见中国的官员，中国人跑出来想看看这位洋人的豪华仪仗，结果中国人只看见了两辆马车和一个仆人，据说那个仆人还兼做厨师。中国人在极其失望之后就有了极度的轻视。

洋人不懂得生活的规矩：兔子一样吃生冷的蔬菜，狼一样吃生冷的肉。洋人的身体看上去苍白得令人害怕，他们无论年龄大小都拄着拐棍，青天白日还打着雨伞。洋人们卷曲的头发永远别想编成一条像样的辫子。洋人不会吆喝牲口。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由于不会用中国人的“吁”、“驾”等吆喝牲口的话，结果弄得给他们驮炮的中国骡马满街乱跑，引得中国人在一旁看着，直觉着洋人怎么这么笨。

洋人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概念。他们经常男女搂抱在一起扭来扭去。他们在公开场合放肆地亲他们不认识的一个女人的脸蛋。

洋人们没有孝敬父母的观念，这也许就意味着他们每个人的来历不明确，因此他们眼睛的颜色很不正经。

洋人们带来的一些机巧的东西也着实让中国人不知说什么好。马蹄表、火柴、玻璃、洋布——问题不在于这些东西的实用性，而在于这些东西都传达出一种说不出来的稀奇古怪的氛围。中国人至今对这样的洋玩意儿依然备感新奇，但往往又用斜着的眼神将其视之为：洋里洋气。

保龄球和桌球——1882年3月《申报》有《观打弹记》一文，写道：“打弹之戏向惟西人为之，华人有窥之者辄遭斥焉。今则华人亦皆能为之。”（《申报》1882年3月3日。）保龄球为“大弹”：“大弹则心力俱准，一举而击倒十椿。”桌球为“小弹”：“小弹则曲折如意，一手而连数十。”（《申报》1886年4月6日《论中国之仿西法但得其似而不得其真》；6月6日《论华人习西法之弊》。）但是，不管“大弹”、“小弹”，到了中国人手里，立即成了赌博的玩意儿。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更加认定了这样一条信念：洋人的玩意儿定会伤风败俗。

电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