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龙——无论在中国百姓的民间传说中还是在中国文人的文学故事中——其品质都有一点问题，不是说话不算话就是无缘无故地发怒。龙王衰老、暴躁而愚蠢，龙子龙孙们个个都是花花公子。龙虽然可以翻江倒海，但最后还是常被一个来自人间的普通农民子弟打败，这个英雄抡着有着奇怪名称的中国民间兵器剥下几片龙鳞，于是龙就一瘸一拐地逃跑了。中国的每条河都有一个“河神”，“河神庙”是中国乡村中最常见的小庙之一。小庙里往往供奉着一尊泥像——一个戴着官帽子的绿色脸庞的中年男人，他就是河神，名叫“河伯”。中国人认为这个“神”很好色，每年要求人间供奉给他女孩子，具体地说，就是祭祀的时候，把一个女孩子扔到河里去，不然河水就会泛滥。河伯的这个要求最后弄得中国人忍无可忍，因为每一户人家都可能有一个女孩子，于是，中国人派了一个水性好武艺高的人去把河神打败了。在中国的南方，农民们索性给河神配了一个夫人，叫做河奶奶，小庙里河奶奶的塑像看上去有点凶恶，至少从形象上看，是个醋意很大的老女人。

洋人们最不理解的中国“神”是孙悟空，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缺少真实与虚构的明显界限”的最极端的例子。“原是从石头里长出来的一只猴子，后来慢慢变化成人，有些地方的中国人把这只猴子当做保护神来看待。用一只本不存在的猴子来祈祷平安，中国人心里的因果概念是怎样的，无从知晓。”（《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222页。）义和团们对这只猴子格外感兴趣，它是他们最愿意供奉的“神”。其实，孙悟空的性格，正是帝国农民性格的一面镜子：不安分，极具叛逆心理，调皮、油滑、勇敢、仗义，宁愿被威力无边的玉皇大帝绑在柱子上刀砍火烧也绝不屈服，却心甘情愿地忠实于一个软弱无比的主人。

在义和团的诸“神”中，道教的教主老子也是被隆重供奉的“神”。老子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哲学家和作家，他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带有深奥的辨证思维，他的著作被中国看做是指导道德问题的经典。当这个哲学家成为中国农民的“神”之后，他原来的身份就完全消失了，他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哲学解释，都被农民们当成了对一切不可抗拒势力的制约力量，于是，他的学术和名字也就被蒙上了一层诡秘的法术色彩，被赋予了巨大的魔怪般的力量。而且，和这样的一个“神”齐名的另一位哲学家庄子，却成了所有中国人熟知的一出喜剧的主角，这出喜剧的名字在各地不尽相同，一般叫做《大劈棺》——把躺着死人并且已经钉好的棺材重新劈开的意思。没事闲逛的庄子看见路边有个用扇子扇坟头的漂亮女子并与之交谈，得知坟墓中的死者生前和他的妻子即这个拿扇子的女子有个约定：他死了之后，要等他坟头上的土完全干燥了之后，他的妻子才能另嫁，而现在这个女子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只好日日拿着扇子来扇坟土。回到家之后，庄子为了考验自己媳妇对他的忠贞程度，于是假装死亡。他刚躺进棺材里，便听见了媳妇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公子哥儿结婚时乐器吹打的热闹之声，又听见新郎可能是因为激动而昏倒在地的声音。有人说，解救新郎的惟一办法是用另一个男人的心脏。于是，沉溺于爱情之中的寡妇立即拿起斧头走向躺着庄子的棺材，噼噼啪啪地砍起来。结果很容易猜到，庄子微笑着从棺材中坐了起来，他说他睡了一觉并且做了一个梦——这是庄子设下的一个小小的、善意的骗局。看戏的中国人大笑，尤其是男人们笑得更厉害些，在议论那个装扮庄子媳妇的演员姿色如何之余，都说这个老头的“点子”真够损的。

中国人信“神”之幽默的另一个极端例子，是中国人和土地爷的关系。《风俗篇·神鬼》：“凡今社神，俱呼土地。”土地爷是管理人间具体事务的最低级的“官”。帝国的农民们家家供奉他的时候，仅仅摆上一块豆腐就可以了。他还有别的名字，《聊斋》中的土地神名叫“王六郎”，帝国“大学”国子监里的“土地爷”据说叫做“韩愈”，帝国南方的农民认为他姓“苏”，名叫“吉利”，而且他也有个媳妇，名叫“王搏颊”——“土地爷”名字的含义可以理解，但他媳妇的名字就不知是什么意思了。帝国北方农民对土地爷名字的认识比较统一：“灶王爷，本姓张。”俗称也有，叫做“张三”。在中国人心中，这个“神”矮胖短小，老态龙钟，永远拄着拐棍，据说他生活在人间的灶坑里面，常常满脸是烟熏火燎的斑驳颜色。土地爷虽然“神”位卑微，但在中国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神”。春节时分，农民们家家户户都要祭祀他，而因为他居住在每一个家庭之中，平时不免要听见或者看见人的某种不轨言行，于是，中国人祭祀他的时候，为了巴结他，就用彩纸给他做“马”，供他上天时骑，“马”的旁边还不忘放上几根草，那是马在路上吃的饲料。这些东西常常是孩子们的手工游戏之作，粗糙幼稚。同时供奉的还有一种麦芽糖，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供奉这种很黏的糖的用意：让土地爷吃了，“粘住他的嘴”，让他在玉皇大帝面前张不开嘴说话，或者，吃了糖之后不好意思再说坏话。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