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方面彼此合作。

如若这些目的均告实现，本政府相信，对于和平解决这次动乱所引起的一切问题，各国将不会存在任何障碍。同时，本政府在取得其他国家的同意后，将乐于以此目的为陛下进行友好的斡旋。

威廉·麦金莱

（1900年7月23日《百年书信集》卷一，侯书森主编，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43页。）

就在美国总统的回电到达北京的时候，在慈禧的授意下，经过短暂的停歇后，帝国军民对外国使馆的攻击重新开始了。

4、鼓楼下的“抢劫风格”

1900年7月14日凌晨。在彻夜的枪炮声中惶恐不安的天津居民突然明白灾难来临了。

破晓的昏暗街道上，人们惊慌失措，不知该往那个方向逃命，突然有人喊：“北门开了！”

天津居民和丢弃武器脱下军装的帝国官兵混杂在一起，向北门方向拥挤而去。很快，通往北门的街道上涌出数万男女老幼组成的人流。狭小的城门立即被拥挤的人流堵塞了，像一只瓶子被堵塞了瓶口。人流如同黏稠的液体一样，流动渐渐缓慢起来。除了孩子寻找父母的叫喊声之外，所有的人都沉默着，仿佛害怕惊动了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朝前挤，挤。

在黎明曙光的照射下，天津城的北半边，密集地蠕动着茫茫一片由于惊恐而目光呆滞的黑色眼睛。

联军官兵几乎瞬间便从空无一人的南门冲进来，顺着笔直空旷的街道向这座城市的内部搜索。他们的眼前很快就出现一座高大的楼阁。联军夹杂有跟随前进的中国教民，他们告诉联军军官，这个帝国的每一座城市的中央都有这样一座楼阁，中国人一般管它叫做“鼓楼”。中国楼阁的功能是：向居民报告时间，重大节日典礼的会场，诗人们登高赋诗的场所。楼阁是城市的制高点，在这里可以看见城市四面所有的街道和城门。

联军立即登上了鼓楼，他们看见了拥塞在北门方向的帝国军民。

火炮、机枪和步枪瞄准。联军开火了。

这是一个罕见的时刻。这个时刻曾经被帝国的逃亡幸存者、目击的洋人记者以及联军官兵们大量反复地记载和回忆，白纸黑字散见出版于各个年代的各种中外史料中。大约的情形是：第一排枪弹和第一发炮弹落在人流中，立即引发一片凄厉痛苦的尖叫。沉默的逃亡人流顿时嘈杂混乱了起来。此后，每一排枪弹和每一发炮弹，都会击倒一大片人，肢体的碎片飞上天空，人流被枪炮驱赶着，前者仆，后者继，尸体开始层层叠叠地堆积起来。救护中弹者的家人刚刚弯下腰来，立即被人流冲倒，瞬间被踩得血肉模糊。女人们疯狂地逆人流而回返，因为她们的儿女丢失了；男人们拼死顶着女人的逆流，因为他们不愿再失去妻子。天津城的北门前，中国男女老幼中弹后的惨叫声、撕心裂肺的呼唤声如大海的巨浪撞击在岩石上惊天动地地碎裂开。

联军官兵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再一次证明了“保卫使馆”不过是帝国主义们的又一个借口。这些19世纪起就不断寻找借口入侵中国的列强，此刻他们发射出的枪弹和炮弹比真正的战场上还要猛烈，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反击，他们不需要掩体，只是一味地射击，射击。他们居高临下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在平民的疯狂的拥挤、践踏和大规模的死亡中，他们的射击竟然从凌晨一直持续到再也看不见一个活着的中国平民了才停止，这时已是中午时分。

“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丛刊《义和团》（二），第157页。）

天津鼓楼四周的每一条街道都被平民的尸体塞满，“少者上百具，多者数以千计”，大部份是妇女和儿童，全部是在惊慌之中从家里逃出时被枪杀的。而躲在家里没有逃出的人，大部份也被炸塌的房屋砸在瓦砾之中，有的是全家数口。整个天津城内，帝国平民和士兵的鲜血汇集在一起，顺着街道的地势流淌，人行其间，黏稠的血沾在鞋上，“根本无法躲闪”。

这仅仅是屠杀的序幕。

联军在天津城内贴出告示：镇压义和团。除了捕杀义和团团员之外，“禁止私自设立各会和张贴揭贴”，“限期收缴民间的武器、军服”，“逾期定斩首之罪”。“如有通匪滋事，或窝藏不报者，一经查出，或被告发，立即严拿，治以军法，决不宽贷。”

天津城内帝国平民的尸体还没有收拾干净，联军官兵、洋巡捕、华巡捕就在中国教民和一些绅商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全城捕杀行动。联军在直隶总督衙门里缴获的义和团名单是他们捕杀的主要依据，当然还有教民们的揭发、居民们的供认以及联军官兵们的判断。判断的根据大约是：青年男人和未婚的女子、肩上似乎有扛过枪支的痕迹、身上有红色的或者类似红色的衣服、脸上有愤怒的表情、单独一人走路并且神色匆忙。总之，一切有可疑迹象的中国人。

被抓的中国人不计其数，一律集中在一起砍头。那一天，仅悬挂在天津都统衙门门口的、被称之为“义和团首领”的头颅就有66颗，其中一颗人头不是义和团员，而是天津道台谭文焕，他被砍头的理由是镇压义和团不力。抓到一个义和团，他的全家或者他藏身的人家全部被处以死刑，以“彻底剿尽杀绝”。联军官兵和洋巡捕草木皆兵，在河东，三四十名农民结队在一起行走，被联军当做义和团而射击，全部被打死。城外的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