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狂奔。除了在一个小村里喝了农民家里的一碗水之外，车队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逃窜。

即使按照当时的舒适标准，长时间乘坐骡车也是极端痛苦的事情，更何况是在没有任何食物和水、天气酷热和心情极端沮丧的情况下。最难以忍受的是剧烈的、永无休止的颠簸。慈禧此刻肯定想起了陈列在颐和园里的另一辆马车，那是英国公使送给帝国皇室的一辆西式马车。英国人送马车的目的除了想巴结帝国皇室之外，还有把这辆马车当做样品打开帝国交通工具市场的企图。西式马车乘坐起来真的很舒适，不但有宽敞的车厢、柔软的座位和明亮的玻璃窗户，而且车轮上箍有橡胶圈，圈里设计有弹簧系统组成的减震装置。帝国的官员曾审查样品，然后试乘，都说好，很好，但是我们不需要。英国人问了半天还是没明白帝国官员的意思，因为帝国官员对橡胶轮子和弹簧系统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始终把严厉的目光盯在马车前面的座位上。西式马车车夫的座位不但在最前面，而且还高高在上。帝国的官员反复地质问英国人：皇上坐在哪儿？难道让皇上坐在赶车的奴才后面和下面不成？请问皇上坐在哪儿？英国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于是，不但英国人的推销计划吹了，而且当时全世界都到处可见的驮载着各种各样的文明故事飞奔在田野上、大路上的四轮马车，惟独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辆，即使在博物馆里。

帝国自己有马车：人从前面上下，上的时候需要一点力气和某些技巧，不然就要让人托举上去。封闭式的车棚，厚布或者更厚的呢料为帘，车轮是木制的。人乘坐的位置在车轴的正上方。乘坐时必须像举行某种仪式一样盘着腿。帝国的马车没有具体的座位，如果硬说有的话，整个车板都是座位。帝国的马车没有任何减震装置，如果硬说有的话，丰满一点的屁股便是。在华的洋人们被迫乘坐帝国的马车，结果没走几里，便“困顿不可言状”。喜欢“瞎鼓捣”的洋人决定自己改装中国的马车，他们在车板上挖了个可以放置双腿的窟窿，这才好像稍微舒适了一些。结果这个初步的“改造”立即遭到中国人的嘲笑，嘲笑之后语言之尖刻使洋人们觉得比颠簸更难过——他们的腿吊在车板的下面像是屁股底下长出的两个怪物，还一晃一晃的。受不了被所有的中国人认为是怪物的洋人于是把窟窿补上，努力练习在硬木板上盘起双腿。而今，在帝国北方酷热的气温下，慈禧、光绪和所有的皇室成员一起坐在车板上，听任坚硬的木车轮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跳动不止，车板上的人和仓促搬上车的箱子、包裹一起弹过来滚过去。在车轴的吱扭声和人的呻吟声中，这些曾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娇贵的人，没走多远就都觉得自己离死不远了。

无论是政治逃亡还是政治旅行，依靠的都是道路。道路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线索。而对于20世纪初的大清帝国来说，它国土上的道路和它的历史线索一样始终含糊不清。“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中国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最著名的语录，这和一个洋人所说的“帝国政府和民众很大程度上把修路的工作交给了大自然”这句话从某种角度上看是相似的。在人们长年累月的行走和畜力车年复一年的碾压下，几乎所有连接帝国城乡的道路全都是一条土沟——晴天的时候尘土飞扬，雨天的时候成为一条泥河。一位英国传教士发现，中华帝国的大地上几乎没有一条直路，所有像路的道儿无不弯弯曲曲。这位英国人认为“这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喜欢曲折地到达目的地。

慈禧逃亡的第一天住宿在一个叫做贯市的小村镇，距离京城70里。村镇里的百姓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些人是皇室成员，尤其不相信那个披头散发的农家老太太是皇太后，那个像患了痨病一样的小伙计是当今的皇上。但是帝国的百姓认识银子。李莲英捧着碎银子收购百姓家的食物，只要能吃的，生熟不论，什么都要，全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收购来的最精美的食物是窝头和大麦粥，于是先给太后和皇上呈上去。饿了一天的慈禧和皇上急忙咬了一口，觉得虽然粗糙得咽不下去，但还是有一股惊人的甜味。嘴里塞满窝头的皇上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所以使余等至此者，皆拳匪之赐。”慈禧“闻之”没有发作，因为她于逃亡的路途上已“备受苦难，伤心已极”。

太后和皇上吃完了，剩下的食物才赏给其余的人。王公、格格、大臣们以及车夫、兵士，所有的人都已饿得眼花缭乱，于是立即蜂拥而上，风卷残云一般，所有能够充饥的东西片刻便被一扫而光。

这时有个汉子磕头，声称姓李，在京城里开有一家镖局，他要求护驾。慈禧答应了，并且赏给这个汉子一面龙旗。从此，这个会点武术的镖局首领带着几个徒弟，打着“太后亲赐”的黄龙旗，加入了护驾的行列。

当晚，慈禧一行睡在村镇旁边的一座破庙中。所有的皇室成员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了，只有慈禧和光绪母子俩算是有一张“床”——一条大板凳。他们两个就这样背靠背坐着，谁也不说话，一直坐到天亮。

第二天，依旧是整整一天的颠簸。没有食物。晚上还是在路边的一座破庙里睡觉。“时天渐寒”，太监们到处“求卧具不得”，好不容易遇到一户人家，妇人却以被子“濯犹未干”为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