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备有桌布之桌一张，除了此地无时或缺之清茶以外，更有香槟酒、果子、糕点、雪茄烟等等，以享余等。最初开演两折毫无意义之短剧。所有女角，皆以男子代之，盖因女子素来极少在公众之前露面也。同时并杂有音乐于其间，足使石头化软，或者说得切实一点，足以使人头疼。所有观剧之人，坐在小桌之旁，大抽烟筒，饮茶吃果，亦复同样喧哗不已。中国人常常高呼‘好’。终场更以王侯厉鬼战士等等跳打一阵，此种跳打技术，实为余生平未见过者，当余挨过一点半钟以后，复坐余车中，于是不胜庆幸得离苦海。”（《瓦德西拳乱笔记》，1900年11月23日记。王光祈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59～60页。）

无法猜测中国人给这个德国人看的是哪一出戏，但从“厉鬼战士”的“跳打”上看，或许就是“火烧赤壁”之类的三国戏。尽管瓦德西对中国戏剧缓慢的唱念做打感到了一种无可奈何，但是中国特有的浓重文化氛围还是令他身不由己地受到了影响。据说他是一个“好交际”的人，虽然各国联军的首领不怎么喜欢他，但他也无意与各国将领发生更多的联系——“我在中国期间，始终倚靠我自己的独立判断，自己做主，寻途而进。”一个“两眼一抹黑”的德国人，到什么地方“寻途”去？瓦德西一头扎进了北京士民们中间。所谓“士民”，是包括中下级官吏、知识阶层、商人和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各界人士。“士为万民之首。”瓦德西在中国古代经典里看见了这样的话。于是，他不但参加“士”们为他安排的各种社会活动，而且还在决定“安民善后”事宜时邀请“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国人”坐满了他的会议室。

为了更广泛地博得中国人的好感，这个德国人做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由他亲自主持，在北京举行科举考试。瓦德西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做了一番研究，认为这个制度既是文化的，又是政治的，值得重视。原来的管理京城的帝国政府各级官吏差不多都逃跑了，北京城的军政要职现在虽全部由联军把持着，但具体办事还得是中国人才能办，可目前“严重缺乏中国方面的人才”。于是，北京城到处张贴出了瓦德西的“圣旨”：将在北京金台书院举行考试，名次靠前者有重赏和任命。洋人给帝国的这次“举考试”出的题目是：文题《不教民战》，诗题《飞旆入秦中》。前者显然是道“政治测验题”，考察对“拳匪”的态度；后者令中国人尴尬了，要把哪国的旗帜插到“秦中”去？插还不够还要“飞”插？——此刻大清帝国的朝廷正在秦中的西安。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