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官兵没有跟随部队撤走，而是在北京逗留了下来。两个法国人，一个叫傍扎，一个叫白来帝，在崇文门大街苏州胡同以南路东开了一间酒馆，卖两毛钱一杯的葡萄酒，下酒的菜是煎猪排和煎鸡蛋。不久白来帝自己跑到长辛店又开了一家小酒馆，于是傍扎和一个叫贝朗特的意大利人合作把小酒馆迁到了东单菜市的西边，挂出的牌子叫做“北京饭店”。两个洋人没想把生意做得多大，因为挨着他们的小酒馆，还有西班牙人开的饭店、美国人开的妓院和德国人开的珠宝店，但是他们卖的是军舰带来的酒，不用上税，只要从木桶里把酒灌进瓶子里，价钱就翻了10倍，于是惟独他们的生意发达了——那个小酒馆就是如今北京饭店的前身。

有个叫维利戈拉的意大利海军士兵更是活得滋润。他跟随联军打进北京，却在联军撤军的时候溜号了，他留在了帝国开始了异国“创业”的生涯。先在东单牌楼附近开了个只有百来人座位的“电影院”，票卖得不错。赚了点钱后，他又在东交民巷开了间咖啡馆，然后又开办了一间啤酒厂。几年下来，生意做大了，钱也赚足了，成了百万富翁。他娶了中国老婆，买了车，在京郊盖了别墅，叫做“维家花园”，如今的温泉乡政府就在一百年前的这座花园里。

无论是回国的还是没回国的洋人们，甚至这个人自己，都把那个惹下“巨祸”的皇储忘得一干二净了。

皇储大阿哥在回京以后，因为在西安的放纵被慈禧打了40板子，又迫于洋人的压力被废除出宫。父亲载漪被流放了，他只有住在亲戚家。没几年就把家当挥霍干净，但是还摆皇储的架势，说：“蒙古十八家王子都是扶持我的！”高雨伯撰《听雨楼杂笔》记载了这个帝国“准皇帝”的日子：每日不得一饱，终日叹息“我是一个房子地亩都没有的人啦，宫中的生活，俨如昨日……”后来有人看见他担着两只筐在地安门和鼓楼附近卖臭豆腐，京城里的老人们都记得他叫卖的吆喝声，说那声音很特别，嗓子好，唱戏似的阴阳顿挫：“来买前门外延寿寺路西门牌23号真正老王致和的臭豆腐！”

突然东交民巷的巷口响起剧烈的锣鼓声。

今天是什么日子？中国人怎么啦？

洋人们出来观看，顿时吓了一跳：满眼全是他们似曾相识的“兵器”：两个开道的锣手走在前面，一只二尺直径的明晃晃的大铜锣挂在红漆杆上，杆子的一端挂着红底黑边的大旗，上面书写“开道”二字。然后是金灯四对，两米高的立杆上有黄色的伞帽，下面挂的是四面玻璃的座灯，里面燃烧着红色的蜡烛。接着就是由金轮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