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六，我给她带了些水果，但是发现这东西带错了。她又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才提起她牙不好，没法吃水果。

“你能吃葡萄吗？香蕉呢？”

她幽默地回答，退休金不包括葡萄。

然后她就打开了话匣子，说退休金的事，说煤要多少钱，食物要多少钱，还有“市政府那个说话不通过大脑的女人”。又一次，我做了听众。我还没把事情都拼到一起。我意识到，一时半会儿，我是无法看清她的全貌的，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得越过我的无知，我的经验缺乏，以及她的沉默，她的愤怒——现在我看清了，她目光灼灼，一开始你会以为一定是因为欢乐，甚至是一丝戏谑，其实是她胸中燃着的怒火——阻碍我的还有她感受如何，她的秉性，以及我感受如何，我的粗鄙。

“市政府的那个女人”，一个叫罗杰斯太太的，让她，福勒太太，找个家务女工。但是那个家务女工是个骗子，什么活都不干，不肯给她洗地板。那个家务女工和现在的年轻姑娘是一个德性，懒骨头，太了不起，不屑于干活。她，福勒太太可没太了不起，得自己干活。她自己把煤从走廊的这头扛到那头，她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一直扫到她那些刷子够不到的地方，因为她怕会失火。她就这么絮絮叨叨地讲着，讲那些社工，家务女工，还有——一个“好邻居”，那人大发慈悲来过一次，然后说我该找家养老院住着了，我对她说，好走不送。

“但是，福勒太太，我俩是在药店里碰上的。我怎么会是个‘好邻居’——我是说，那种公务员呢？”

“她们还有啥事不干？”她说，口气很凶，也有点不安，她怕我觉得受了冒犯，再也不来了。

我离开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外，手里做着件事，这样的事我见人在舞台上演过、小说里写过。她当时系着一条破旧的条纹围裙，是煮茶的时候围上的。她站在那里，用双手给它打褶子，然后松手让它自己展开，接着再打褶。

“要不要我平常日子也来？”我问。

“要是你有时间的话，”她说，然后忍不住加了一句，“而且你也能多赚点。”但是她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几乎倒抽了口气，因为她并不想这么说，她想要相信我不是公务员，不是拿钱办事，而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她的人。

周三下班后我去看她，给她带了一份我们的杂志。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它是那么的光滑平整，那么的精明——这就是它的形象定位。但是她从我手上接过杂志，脸上有着小姑娘般狡黠的笑容，脑袋稍稍一扬——当初是姑娘甩发，如今只剩这个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