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她不再提那个要求。

“莫迪，你已经坐得笔直了！”我抗议。

但是，“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我照办，因为至少这样，她可以觉得自己能够对自己现在的这个世界施加一点影响，这个把一切强加于她，她却没法反抗的世界。这么做还因为我可以抱住她，触碰她。虽然她从来不说抱抱我，我想要有人抱抱，她会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过去两天我站在她身边，扶她起来，让她坐好；扶她起来，抱住她，一次一个小时。我说了：“莫迪，我累了，我得歇一下。”她脑袋微微一转，表示听到我的话了，但是没过一会儿又开始了：“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我想，也许这是一种使自己保持清醒的方法，因为现在她吃的药作用实在太强。

大部分时间，她都昏昏欲睡。他们说晚上她几乎也都是睡着的。但她其实有意识，知道周围的动静，忍受着、十分痛苦地忍受着噪音的折磨：乒乒乓乓，哐哐当当，没有铺地毯的走道里橐橐作响的脚步声，餐车轮子吱吱呀呀的响声。每过几分钟，嘭地传来摔门声。我发现自己坐在那儿，神经高度紧张，等着那嘭的一声。

但是尽管这样，病房门还是得敞开着，因为莫迪害怕沉默和冷漠，像是她将被囚入其中的坟墓里一样。

莫迪还没准备好去死。

我现在在她身边没有大段的时间坐着思考，因为我忙着扶她起来，给她放枕头，安抚她，疼爱她。但是此刻在家里，躺在浴缸里，我思考。那些支持安乐死的协会怎么了？我不认为妈妈，或者弗雷迪，会没到最后就想走；他们认命，他们是成年人，但如果他们真希望我们谁能塞给他们一剂致命药剂的话，我确定我能知道。（话说回来，我真能知道吗？我下次见到乔姬姐姐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如果我还见她的话。）死亡为什么就这么难？而对此不解，思考这个，这正当合理吗？有用吗？哦，死亡实在是太难太难太难了，身体不想放弃。那儿进行着一场搏斗，那是战场。

但假设莫迪的意志和思想希望她走，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身体就不会如此激烈地反抗？如果在反抗的的确是她的身体。

莫迪坐在那里，不愿意死去。我实在是没法理解，就这么回事！

在将自己和莫迪相比较时我知道换位思考有时候根本不可能。尽管我知道我这是在拿自己，一个从健康角度说离死亡还远的五十岁女人目前的心态，与一个行将就木、年逾九旬的老妇的心态作比较。随着死亡逼近，一个人的心态也会变？我目前的想法，与“我会死”这个认知之间，自然是横着一道绝对的屏障，或者说是墙。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将死去，但那个认识不是一个清晰强烈的现实。也许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