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感到事态并非寻同一般。

“由第二轮转入第三轮，给他个暧昧、模糊的间隔，拖延时间不见，使他们怀有一种希望：到了第三轮谈判，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了。等到第三次会谈，又把问题放到第四轮去了。在那之前，丝毫不露踪迹，但‘没有沉默的年轻人’早已不止一百二百这个数了。

“《日本新论》社急忙雇佣了侦探，派人拿着社长的亲笔信，恭恭敬敬前来道歉。会见场所也由这边精心安排好了。第四轮吉森先生出场，会谈地址也很理想，是同吉森先生有关系的一家土建公司的工地办公室。

“前后折腾了四个月，最后第五轮好容易一位为人温厚的大腕儿出面了，他的名字不便公开。这位人士一登场，凭借他的胆识使得双方握手言和。谈判在柳桥进行，《日本新论》社社长也出面诚恳道歉。对方赔款五万元，饭沼先生可能拿了一万元。因此，靖献塾这一年十分富足。”

——勋拼命压抑满腔愤怒地听着，他那顽固的虚荣心，使他对于这类卑微的作恶并不感到惊讶。令勋难以容忍的是，自己过去竟然一直享受着这种卑小的恶的恩惠。

但是，严格地说，认为他一开始就对这种真相有所觉悟，那未免太夸张了。他没有正视自己的生活根基，这一点不知不觉成了勋的纯洁的根据；同时也成了他大发无名之火和深感不安的缘由。勋自己并不吝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立于恶之上而施行正义，此种不合时宜的想法，确实能迎合青年的虚荣心，不过，他所想象的是少许大些的恶。

尽管如此，对于导致勋怀疑自己的纯粹说来，这依然是很不充分的理由。

他极力冷静地反问：

“老子至今还是靠着这个过日子吗？”

“现在不了，现在不得了啦。早已不再那么操劳了。熬到这个份上，先生真不知吃过多少苦啊！我只是想让您也知道些罢了。”

佐和稍稍停顿了一下，又开始说了一通无关紧要的话。可他的一番话倒使勋大出所料。

“干掉谁都行，就是不能干掉藏原武介。您要是把他除掉了，受害最大的，不是别人，而是饭沼先生啊！您认为是忠，反而成了最大的不孝。”

[45]江户时代末，忠于天皇、致力于推翻德川幕府的人，称为勤皇（或勤王）派。​

二十一

为了仔细揣摩佐和那段话的真正意思，勋匆匆告别佐和的宿舍，回到自己房间闭门思考起来。

就像辛辣的胡椒已经辣得口舌麻木，“就是不能搞掉藏原武介。”这句话对自己的冲击，不像刚一听到时那样剧烈了。而且，这话未必击中了勋的秘密，因为藏原武介早已被某些人当作资产家的罪魁祸首了。

如果观察出勋正在谋划着什么，那么可以想象，目标之一必然包括藏原的名字。况且，佐和劝勋不要搞掉藏原，不一定非要知道勋企图干些什么不可。

最后留在勋心中的疑问是，佐和将藏原的名字和父亲的名字搅浑在一起，究竟意味着什么。藏原果真是父亲的大财东、靖献塾秘密的保护伞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这个问题既然难以立即获得答案，那么就应该将这一想法的当否暂时撂在一旁。较之愤怒，缘自于这种事情真相模糊不清的急躁情绪，更加使得勋内心里焦灼不安。

老实说，勋对于藏原，除了对刊登在报刊上的照片细加分析和认真研读他的言行之外，其余什么也不知道。很显然，藏原是金融资本无国籍性这一理论的化身。当你要描摹一个对一切无所爱的男人的话，那么再没有比藏原更合适的人选了。总之，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惟有他一人能够快快乐乐地自由呼吸，仅凭这一点，就有充分资格被人怀疑是个罪犯。

藏原在某家报纸上的言论引起争议，这些言论并非一时的疏忽，给人的感觉是精心安排的恰到好处的疏忽。这些言论是：

“失业者众多自然不是好现象，但并不直接意味着财政不健全。毋宁说，从常识上看，正相反。所谓民怨沸腾，同日本的安泰并没有直接关系。”

勋对这些言论又气又恨，一直耿耿于怀。

藏原的恶出自他的理智，他认为这个国家的土地和鲜血没有关系。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勋对藏原虽说知之甚少，但对他的恶迹感之甚深。

那些一味讨好英美、一举手一投足百般逢迎、胁肩谄笑，除此一无所能的外交官僚；那些利欲熏心、如庞大的食蚁兽一般遍地搜寻食饵的财界人士；那些像一堆腐肉的政治家们；那些身裹出世主义的铠甲，如独角仙一般不能动弹的军阀；那些架着眼镜、似白蛆般胀鼓鼓的学者们，还有那些视满洲国为庶出、正欲及早伸手猎取利权的人们……一方面，广大的贫穷如地平线上的朝霞烛照天空。

藏原便是冷然置于这种惨淡风景画中的一顶黑色丝绸帽，他无言地望着人们的死亡，并大加赞许。

悲戚的日子，惨白阴冷的太阳虽然已经不再惠予人们一线光热，每天早晨却依然忧郁地升空、旋转。这就是陛下的御姿。谁不想仰望太阳满面的笑容？

——假如藏原……

勋打开窗户啐了口唾沫。假如今天吃的早饭和午餐吃的盒饭都是出自藏原的恩惠，那么不知不觉间，自己的内脏、肉体全都染上了毒素。

他要责问父亲。但是，父亲会跟他说实话吗？假如父亲巧于辩解、执意回避，那还不如一言不发，装作一无所知为好。

要是不知道，要是对这些毫不知情该有多好，勋用脚顿着地面，诅咒自己的耳朵不该听到这一切，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