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和淡出并不仅仅是技术进化论的问题，而且是由作战双方的兵种差异决定的。

在历史文献中，装备了马铠的骑兵又称“铁马”“铁骑”“铠马”等。比如东汉末河西凉州地区陷入内战时，燉煌张恭就曾派出“铁骑二百”接应曹魏派来的官员。[48]需要注意的是，几乎从东汉末马铠骑兵刚刚出现，就有把“铁马”“铁骑”“铠马”这类词语文学化的趋势，就是用这种词来称呼并没有马铠的普通骑兵。古人习惯文学化的语言以壮声势，这给现在的战史研究带来了很多麻烦。比如建安四年（199年）公孙瓒被袁绍军队围困，写信给其子公孙续求救，要他“且厉五千铁骑于北隰之中，起火为应，吾当自内出，奋扬威武，决命于斯”[49]。公孙瓒固然不缺骑兵，前文所述192年与袁绍作战时曾有上万骑兵，但并非所有骑兵都有马铠，200年袁绍已灭公孙瓒，兼并其武装，与曹操决战官渡时也才“马铠三百具”，则199年公孙续的五千骑兵多数应不是真正的“铁骑”。再如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征讨关西的马超等人，“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50]，这五千骑兵也未必都装备了马铠。公孙瓒早年曾师从大儒卢植，有一点点文化，写信喜欢夸张和掉书袋，自是古代文人通病。这种对“铠马”的文学性的夸张在东晋南北朝时也可以见到，参见本书相关章节。

第三节 汉末三国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汉末北方军阀对骑兵的建设和运用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军队进入洛阳，揭开了东汉末年大战乱的序幕。当时，董卓所部只是一支不满三千人的步、骑兵兼有的部队，但因为其长期在凉州与羌人作战，招纳了很多边地少数民族骑兵，战斗力很强，所以能够震慑、兼并京师的禁军，控制朝廷。时人恭维董卓说：“且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权以为爪牙……”[51]这些来自并凉二州的异族骑兵就是董卓军队的中坚。在董卓退回关西，遇刺身死后，西部军人势力分化，经常陷入互相间的内斗，再也未能主导中原政局。211年曹操准备征讨关西的马超、韩遂时，还在担心“关西诸将，恃险与马”[52]。但此时曹操已经击败了东北的乌桓族，招降了大量骑兵，所以能成功平定关西。

在内战初期，控制幽州的公孙瓒骑兵实力最强。因为幽州与北方匈奴、鲜卑、乌桓、东胡等游牧族区域相邻，历来战争不断，当地的生活方式也有些接近游牧族，且盛产骑兵。史书公孙瓒的传记中未提及他部下中是否有来自北方民族的骑兵。但刘备在崛起之初曾在公孙瓒部下效力，当公孙瓒与袁绍作战时，刘备负责在青州对抗袁绍，当时刘备“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乌丸即乌桓，这些乌桓杂胡的骑兵应当是公孙瓒拨付给刘备的，所以公孙瓒骑兵中应有不少异族成分。[53]

乌桓原本是数个独立的所谓“三郡乌丸”部落。[54]和楚汉相争时匈奴冒顿的突然崛起一样，汉末动乱初起时，辽西乌桓首领蹋顿统一了三郡乌桓，“边长老皆比之冒顿”。袁绍和公孙瓒激战时，蹋顿与袁绍通婚结盟，一起攻灭了公孙瓒。“袁绍兼河北，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55]袁绍虽拥有当时最强大的骑兵武装，但在使用方面乏善可陈，终于在官渡被曹操击败。据说张郃曾建议袁绍“勿与曹公战也，密遣轻骑钞绝其南，则兵自败矣”，即将曹操主力牵制在前线，同时派骑兵远袭其后方，但袁绍“不从之”[56]。其实此说并不准确，因为袁绍在与曹操对峙于官渡时，曾派遣刘备袭击曹操的根据地许昌，但刘备迂回成功后并不愿与曹军作战，反而借机联络南方的刘表势力为自己扩充军力。可以说刘备此举是袁绍败亡的重要原因：

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关羽亡归先主。曹公遣曹仁将兵击先主。先主还绍军，阴欲离绍，乃说绍南连荆州牧刘表。绍遣先主将本兵复至汝南，与贼龚都等合，众数千人……[57]

曹操自从起兵反对董卓以来，也组建了一支称为“虎豹骑”的骑兵部队。曹操很重视并直接控制这支骑兵，他的族子曹真、曹休都曾受命统领“虎豹骑”，从弟曹仁统帅骑兵的时间更长，且多次亲自带领骑兵进行冲击作战。[58]袁绍被曹操击败后，其二子逃亡到乌桓，借蹋顿帮助继续对抗曹操。曹操遂于建安十一年（206年）远征乌桓。由于曹军选择了比较偏僻的路线，行军直到距离蹋顿所驻柳城百里时才被乌桓人发觉。此时蹋顿做出了一个错误决策：没有采取游牧族惯用的主动撤退、诱敌深入战术，反而与曹军迎面决战。事实证明，乌桓骑兵对冲击战术的运用远不如中原军队，此战乌桓军大败，蹋顿被斩。曹操将万余户乌桓人迁入内地，征调其骑士参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59]。此后曹操平荆州刘表、关中马超、汉中张鲁等，这些乌桓骑兵都曾参与。

中原和南方地区的战马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和西部高原地区。所以与这些产地不相邻的割据势力难以获得战马补充。吕布出身并州军官，又曾在董卓部下任职，非常擅长骑兵作战，但当他流动到徐州一带时，还需要到北方买马：“建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