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军队在单兵操练时也有挥舞长枪的情景，但这都不适用于拥挤的真正战阵，因为密集队列中没有左右挥舞的空间。他甚至指出一些细节：浙江民间枪法习惯抓握枪杆的中部—“中分其半”，如果实战中如此，则后半截枪杆很容易顶撞到身边和身后的战友，从而无法准确刺中敌人：

又如长枪，近见浙江之习，皆学处州狼筅法，中分其半。官军所传之法，亦有回转，但大敌交锋，与平日场上相对比不同。千百之人，簇拥而去，从如麻蓬，岂能舞丈余长枪，徊转走跳？若此，则一二丈仅可布一人而已，不知有此阵否？至于中分其半，则又后尾垂带，一为左右挨挤，手中岂能出入？遂乃遇敌而败。[99]

当然，战阵也是由单个士兵组成的。个别技艺高超、战斗经验丰富的士兵，其杀伤敌军的概率要比普通战友高得多。对于这种情况，似乎应该给予相对较大的空间，方便其发挥技艺。戚继光在这个问题上也难有取舍。他在讲完杨家“梨花枪”优于别家之后，又说：“施之于行阵，则又有不同者，何也？法欲简，立欲疏；非简无以解分纠，非疏无以腾挪进退。”[100]所谓“法欲简”，是指士兵要学的枪法，不能像民间武术流派那样繁杂，一定要简单易于学习掌握；“立欲疏”则是民间武术的特征，但战阵中难以提供足够的空间。这种个人技艺和全军总体水平的差异，也是冷兵器时代所有统帅都曾面临过的两难取舍。

戚继光“鸳鸯阵”的独创和局限

戚继光运用更多的，是他创制的“鸳鸯阵”。其基本原则是，每队有两“伍”；每“伍”五名士兵为一基本作战单位，最前方是盾牌手，他为身后的四人（一名狼筅手、两名长枪手和一名镋钯手）提供保护，五人一起作战：

交锋之法，兵在各伍牌后遮严，缓步前行，执牌在前，只管低头前进；筅、枪伸出牌之两边，身在牌之后，紧护牌而进。听擂鼓、吹天鹅声喇叭，交战。执牌者专以前进为务，不许出头看贼，伍下恃赖牌遮其身，只以筅、枪出牌之前戳杀为务。[101]

戚继光没提及这五人之间距离多大，但他们都要从同一面盾牌获得掩护，必然甚为拥挤。《纪效新书》中也提及同伍五人全部平行站立的所谓“三才阵”[102]，但没有详细说明这种队列的用处，大概是应付某些特殊情况，如需要拉开较宽的正面，但不会有太激烈的战斗，如围猎、搜山等。

当代研究者使用《纪效新书》时需要注意，“鸳鸯阵”中哪些是因袭已久的步兵战阵传统，哪些是戚继光本人的独创。与以往史书中的战例及兵书著作相比，戚继光“鸳鸯阵”的创新之处，就是他重视最基层的五人“伍”和十二人队，每个伍都有盾牌手（兼用腰刀）、狼筅手、长枪手、镋钯手四种战士。这给武器供应、士兵协同训练都增加了难度，不是所有时代的步兵军队都能做到。

蓝永蔚先生认为春秋时每个“伍”五名士兵都用不同的武器，以及五人前后站立，应当是从戚继光“鸳鸯阵”受到的启发。但“鸳鸯阵”在很多方面是没有先例的，有其时代和地理特殊性：首先，“鸳鸯阵”的基本训练原则是以多打少，全“伍”五人只能同时对付一到两名敌军：盾牌手提供掩护；狼筅手干扰敌军；两名长枪手分别保护盾牌手和狼筅手，并承担刺杀敌军的主要职能；镋钯手则防备敌军突入过近。戚继光的对手倭寇并非正规军，数量较少但单兵战斗力较高。所以只能采取“以多打少”战术，以一个“伍”对付一两名假想敌。而且戚继光可以用较多的时间招募训练军队、准备武器，这在大规模战争和全面动乱时代都是难以做到的。其次，是南方江浙水网丛林的地理特征，“夫南方山水林翳，地势最狭”[103]，大部队无法展开，鸳鸯阵以五人、十二人为基本作战单位，机动灵活，适应复杂地形作战。但在北方大平原上的大规模会战中这种编组形式并没有优势。这些因素导致鸳鸯阵只能在抗倭战争中昙花一现，再没有后继者。

戚继光对军阵非实用化趋势的批评

军阵的队列编组、变化，本来是从实战需要发展而来。但在汉代之后，军阵演练逐渐成为一种针对百姓的团体艺术表演，使之逐渐脱离实战。汉代宫廷本来有岁终“大傩”之风，由少年黄门子弟（宦官）表演驱逐疫鬼。在东汉时，这种傩戏和皇室礼送驻京士卒还乡的仪式结合。这可能因为两者都是在岁末之际，且都是一种公共表演性质很强的活动，所以换防士卒会以军阵队列形式参与某些傩戏表演。[104]这体现了军阵操练走向大众娱乐的趋势。到北魏和平三年（462年）年底，“制战陈之法十有余条。因大傩耀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105]。其具体过程为，军队分为步兵、骑兵两支，骑兵在北，象征北魏军，步兵在南，象征南朝刘宋军：

其步兵所衣，青、赤、黄、黑，别为部队；楯、矟、矛、戟，相次周回转易，以相赴就。有飞龙腾蛇之变，为函箱、鱼鳞、四门之陈，凡十余法。跽起前却，莫不应节。陈毕，南北二军皆鸣鼓角，众尽大噪。各令骑将六人去来挑战，步兵更进退以相拒击，南败北捷，以为盛观。自后踵以为常。[106]

这种表演是为了炫耀朝廷军威，同时在节庆中娱乐大众。为了追求更好的视觉效果，与实战无关的因素都逐渐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