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习惯不符。这可能是工程制约了对真实军阵的再现：战车的宽度决定了地宫纵队的最大宽度，如果再要加宽，就需要顶层的棚木更长，这无疑增加了成本和施工难度。秦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方阵中没有盾牌的遗存。江陵睡虎地出土的秦律中盾和甲都是违法者缴纳罚款的计量单位，说明秦军中不应缺乏盾牌。但秦俑中为何没有装备盾牌，却不太容易解释。

从战国到汉代的兵书中也多有强调步阵必须密集、严整的原则。《司马法·定爵》篇云“凡陈，行惟疏，战惟密”[14]，即指出军阵作战时队列一定要密集。但此处的“行”需做一辨析：“行”主要由两个含义，一是指军阵的行列；一是动词“行进”之意。此处“行”与“战”对称，则应当是行进之意。意思是当军阵移动时，为了机动迅速，战士行列应当疏散一些，但对敌作战时，则必须密集。《尉缭子·兵令上篇》亦云：“阵以密则固，锋以疏则达”[15]。即战阵密集是为了坚固，使敌军不易突破。但“锋”宜稀疏，此“锋”与阵相对举，其意义不甚明确，可能是指起先锋作用的骑兵、战车部队，类似秦陵兵马俑中由车、骑兵组成的二号坑方阵，他们冲锋时要靠马匹奔驰的速度，所以在进攻中不能太密集。《六韬·战步》篇在讨论步兵遭遇到敌车、骑兵的突然攻击时，认为必须“坚阵疾战”[16]，即靠坚固的步兵行列抵挡敌军进攻。

汉代到隋代的数百年中关于步兵战阵的兵书理论较少。但从这一时期的军事实践看，步兵仍沿袭以外围盾牌为掩护，组成紧密军阵的传统。为对抗这种步阵，必须从其最外围队列打开缺口。在南朝刘宋元嘉末的内战中，沈法系对抗太子邵一方的进攻，他命士兵砍伐堑壕外的大树，将树干纵向倒放。敌步兵前来进攻时，队列被倒地的树干、树枝分开，盾牌行列出现了缺口：“贼劭来攻，缘树以进，彭棑多开隙”（彭棑即盾牌）。沈法系乘机命令弓箭手射击，射死大量敌军。[17]刘宋后废帝时，桂阳王刘休范起兵进攻建康，萧道成指挥反击，双方展开一场数百人规模的战斗。萧道成部下的“三齐射手七百人，引强命中”，战斗力很强，休范军展开进攻时“皆推楯而前”。萧道成则指挥射手迂回到敌侧面，“分兵横射”，绕开了敌盾牌防护的正面，射死、伤敌百余人，迫使其撤退。[18]这和商纣之际“比干”的步兵队列方式完全一致。

到唐初的《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则提出了一种比较稀疏的步阵排列方式，军阵基本单位为50人队，每队占据十步见方的空间，队之间左右间距也是十步。队间空隙之后二十步，则是后排的预备队（驻队）：

诸教战阵，每五十人为队……队别相去各十步，其队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驻队塞空，去前队二十步。[19]

一步为五尺，当时一尺约今0.3米，则一步为1.5米，十步为15米，这是每队五十人占据的空间。至于每队的队列：

诸每队布立，第一立队头，居前引战；第二立执旗一人，以次立；左傔旗在左次立，右傔旗在右次立。其兵分作五行，傔旗后左右均立。第一行战锋七人次立，第二行战锋八人次立，第三行战锋九人次立，第四行战锋十人次立，第五行战锋十一人次立，并横列，鼎足分布为队。队副一人撰兵后立，执陌刀，观兵士不入者便斩。[20]

如此，自第一至第五行分别有普通士兵7、8、9、10和11人。另外，队头在整个队列之前；执旗、左右傔旗共三人，站在队头身后的第一行中，则第一行共有10人。这样，每队列成5个横行，平均每行10人。由于每队占据的横宽为15米，平均每名士兵横向占据1.5米的宽度。与兵马俑等军阵相比，李靖步阵的士兵队列相对稀疏。但李靖同时又说，为了防止敌军集中兵力突击，我军指挥官所在的队要由三个普通的五十人队组成，这种三合一队占据的空间不变，还是十步见方，则士兵密度比普通战队要大三倍。按照李靖的部属，每支三千人左右的军队，指挥官身边要有两到三个这种密集战队。在进行日常操练时，甚至还要进行五队、十队合成一队的训练。当500人拥挤到15米见方的空间中时，以每人占据0.5米的宽度计算，每行可容纳30人，前后共17行，每行前后纵深不到一米，这种拥挤程度显然无法作战，需要向外扩展空间，但李靖对此并未做出说明。所以，《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的步兵队列原则，今日多有难以解释之处，姑且存疑以俟方家。

至于蓝永蔚构拟的步兵阵列前后间距和左右间距完全相同，也缺乏史料依据和现实基础。明代戚继光编练抗倭军队时，用过两种队列编组形式。一种是他独创的“鸳鸯阵”，另一种是古老的“立队法”，即每“伍”五名士兵列一横行，伍长居中，前后四个伍组成一小方阵“队”：

立队法：以伍层站立，队长居前，伍长居中，以成一方，纵横成行。古所谓行伍，即此法也。[21]

这种由小的横行构成的20人方队，和《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的50人队方阵构成原则基本相似。值得注意的是，步兵所谓“方阵”，一般指长度和宽度基本相同，而非士兵的行数和列数相同，即士兵的前后间距和左右间距不一定相同。所以戚继光“立队法”横向有5人，但纵向只有4人，左右间距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