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战；538年、543年宇文泰与高欢在洛阳郊外进行的两次大规模会战，即所谓河桥之战与邙山之战；以及576年北周进攻北齐的晋阳会战。这四次会战，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在十万人左右（只有沙苑之战时西魏军队略少）。

关于会战中双方军阵的宽度，史书则记载不多。538年河桥之战，《周书》只说由于当天双方的军阵宽度过大，战斗开始后人马踩踏起的尘埃遮天蔽日，使得周军的中军和左右两翼都失去联系，进入各自为战的状态。西魏统帅宇文泰指挥的中军突入东魏军阵，俘获敌军一万五千余名，更多的东魏军被逼入黄河淹死。但西魏军赵贵、怡峰指挥的左军，独孤信、李远指挥的右军都作战失利，又与中军失去联系，以为中军已经覆灭，都擅自丢弃士兵而还。李虎、念贤率后军充当预备队，见到独孤信、李远等撤退，也随之班师。西魏军队因而受到极大损失。[63]这说明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由于军阵正面拉开过宽，超过十万人的会战已经无法实现统一指挥，只能依靠事先的部署和各分队将领的应变能力。

576年，北周皇帝宇文邕率主力进攻北齐，与齐帝高纬会战于晋阳城下。此战齐军在北，周军在南，周军投入八万人，“置阵东西二十余里”[64]，平均正面每米的纵深只有十人左右。齐军兵力与周军相近，[65]只是由于北齐后主高纬昏庸无能，临阵先逃，造成惨败，北齐不久便亡于周。

这四场大规模会战的军阵几乎都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双方接战时，总有一方的左翼首先被击败。似乎当时统帅习惯将实力较强的部队部署在右翼，而将较弱的部队放在左翼，进攻时，也习惯重点打击敌军的左翼。比如沙苑之战时，西魏的左军首先遭到敌攻击，但右军统帅李弼带六十名骑兵冲锋，将进攻左翼的敌军冲散，西魏军乘机取胜。[66]543年邙山之战，东魏右军统帅彭乐带数千骑兵，首先冲击西魏军左翼赵贵等部，成功贯穿后又顺势直至西魏中军，宇文泰也几乎被彭乐刺死。[67]但西魏中军和右军成功击败了东魏中军，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576年周齐晋阳之战，齐军也是东侧部队先发生退缩。齐军阵朝南，东侧正是左翼，后主高纬因为恐惧逃跑。[68]

十六国北朝以来这种宽正面、浅纵深的大规模会战，其流风余韵直到唐初。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与窦建德在洛阳东的虎牢决战。此战为李世民、李元吉联合出兵攻打洛阳王世充，窦建德自东方赶来救援王世充。李世民遂带一部分部队向东阻击。窦建德军共十余万人朝西列阵，队列北自黄河，南至鹊山，绵延二十余里。史书对李世民军队数量记载不详，且在描述战斗过程时，只注重刻画李世民本人率领骑兵冲锋的事迹，对战场全局的全面介绍太少，[69]但此战中双方都以宽正面、浅纵深的扁平军阵进行战斗，则是基本清楚的。

第四节 南方步兵的特殊战术形式装备特征：短兵器为主

以上主要是讨论北方地理环境中的步兵军阵战术。自先秦至汉末，多数大规模战争都发生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但三国和东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江南地区长期存在割据政权，南北间战争及南方内战很多，出现了一些与北方不同的步兵战术。

在步兵使用的武器上，南方军队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多使用短兵器，尤其以战刀和盾牌组合为主。长柄的矛、矟、戟等兵器使用较少。这可能因为南方多山林，长柄兵器在茂密的丛林中不便挥舞；另外，南方水网地带步兵多乘船机动，长柄兵器不易在船舱内携带，水战时更难以在船舱内挥舞。东吴权臣诸葛恪与魏军会战于东关，魏军在高堤上筑城固守，吴军以敢死之士“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爬上堤岸，然后“鼓噪乱斫”，大败魏军。[70]据此记载，吴军中应当装备有矛戟长兵，只是未投入使用。但在西晋发动全面伐吴之战时，吴军主力渡江迎击，其中丹杨太守沈莹率领的“丹杨锐卒刀楯五千”屡次击败晋军，[71]则是全部以刀和盾牌为兵器。

《汉书·晁错传》云：“萑苇竹萧，屮木蒙茏，支叶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颜师古注曰：“鋋，铁把短矛也。”[72]短矛强于长戟，因其便于在密林中挥舞。在东晋末，卢循率领天师道军队从广州远袭建康，与刘裕指挥的晋军对抗。天师道军数千人在江边登陆，“皆长刀矛鋋，精甲曜日”，一度将晋军逼退。但刘裕调一支从南燕俘获的鲜卑长槊步兵投入战斗，天师道军无法抵抗，只得撤退回船上。[73]可见在较开阔的地形上，天师道军的短矛难以对抗来自北方的长槊。

刘裕晋军与北方政权作战时，其军队也以使用短兵器著称。在其远征后秦时，沈田子偏师与秦帝姚泓的主力部队会战于蓝田。面对数量居绝对优势的秦军，沈田子“所领江东勇士，便习短兵”，径直冲入秦军阵中将其击溃。[74]宋明帝初年的内战中，衡阳内史王应之与行湘州事何慧文属于不同阵营，双方在长沙城下作战，“应之勇气奋发，击杀数人，遂与慧文交手战，斫慧文八创，慧文斫应之断足，遂杀之”[75]，可见双方统帅都是持战刀，徒步对砍。当时宋明帝一方的将领阮佃夫招募数百名蜀人参战，这些蜀人“皆著犀皮铠，执短兵”，在江东战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