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张华本传未载此事具体时间，《资治通鉴》则将其放在平吴之后，属于倒叙，亦无法查证具体时间。本书认为，此事应发生在战事开始后至二月中旬之间。因为在王濬军攻克乐乡之前，晋军的进展颇不乐观：杜预军攻江陵、胡奋军攻夏口、王戎军攻武昌，都难以破城；司马伷、王浑两军虽扫荡江北，但临江而不敢渡，使战局有陷入拖延的趋势。张华、杜预、王濬等力主伐吴者，显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只有在王濬舰队攻克乐乡后，才取得了在长江南岸的第一个重要据点，江北的江陵也在九天后攻克，战局才呈现出转机。

在王濬的益州舰队驶出三峡，即将与杜预的荆州陆军会师之际，指挥权问题也在凸显。开战之前，晋武帝已经做出部署：“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杜预到任荆州尚不到一年，而王濬在益州经营已有八年之久，只因为杜预与皇室有亲，官品也高于王濬，才有这种安排。

如果杜预在王濬舰队归入自己麾下之后率部登舰，直取建邺，必将建立灭吴首功。但杜预从大局出发，做出了不和王濬争功的姿态。他判断：如果王濬舰队能够从三峡攻克沿途要塞，开到江陵与自己会师，那么早已功勋卓著，自然不甘心受制于人；如果王濬舰队无力攻克吴军诸要塞，也就无法赶到江陵一带与荆州军会师，更谈不上接受自己指挥的问题。早在获悉益州舰队攻克西陵时，杜预便写信给王濬，鼓励他顺江直下，径取建邺，“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王濬得此信后大悦：这解除了他被人抢功的顾虑，正可以放开手脚建功立业。为了向皇帝暗示这种心情，他还专门将杜预的信件转呈武帝，希望武帝能让自己放手一搏。

江陵克定的第二天（十八日，乙亥），王濬舰队开到江北，与杜预主力会师。同在这天，晋武帝发布诏书，将王濬军号提升为平东将军，由“监”升格为“都督梁、益二州军事”[64]。这是对他数日之前攻克乐乡的嘉奖。发这道诏书时，晋武帝还未必知道占领江陵的消息，但他在这天稍晚时获悉江陵已定，于是又发布一道诏书，部署继续进军的事项：[65]

（一）唐彬舰队划入王濬指挥之下。[66]

（二）杜预军队继续进占荆州的长江以南地区。

（三）杜预军队中划拨一万人给王濬、七千人给唐彬，编入长江舰队。

（四）王濬、唐彬舰队继续向下游进军，占领巴丘（今湖南岳阳市），并继续东下：王濬舰队协助胡奋攻夏口，克城后胡奋军队划拨七千人给王濬；唐彬舰队协助王戎攻武昌，之后王戎所部划拨六千人给唐彬。然后王、唐舰队顺流攻占建邺。

（五）由于舰队东下，贾充的指挥中心也从襄阳东移到项城，以便协调长江下游战事，特别是司马伷、王浑等军与王濬舰队的协同问题。

这道诏书表明荆州方面的胜利给了晋武帝信心，使他不顾贾充等人反对，执意将伐吴进行到底。另外，这也是他了解了杜预和王濬关系之后的部署：杜预无意于争功，所以命其留在上游；下江直取建邺的任务则留给了王濬。

第二阶段的战事和争议

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晋军在长江中游和下游战场都取得了重大胜利。

王濬舰队自江陵东下之后，迅速加入了对夏口、武昌二城的攻势。这两城的情况和江陵相似，都是吴军在长江北岸的军事据点，吴军依托长江对其进行补给和增援，所以长期坚守不下。王濬舰队切断了吴军的江上通道，并增加了临江方向的攻势，所谓“濬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67]，短期内都被顺利攻破。按照晋武帝二月十八日诏书的部署，王濬及唐彬舰队从胡奋、王戎部补充了兵力，[68]继续顺流驶向建邺。此时应已进入三月中旬。

在东线，开战以来的三个月里，司马伷的徐州、王浑的扬州军队已进至长江沿线。吴军在下游江北地区没有重兵驻防，所以这两支军队的进展颇为顺利。但在兵临长江之后，他们迟迟没有渡江举动。这种迟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畏战，因为吴军舰队控制着长江下游的制水权，晋军徐、扬两州都缺乏大型军舰，怕遭到吴军拦截而不敢渡江。以前的曹仁、最近的杜预都曾用轻舟偷渡长江，但司马伷、王浑两人显然缺乏这种魄力。另一方面则是这二人都怕招致贾充反感。所以司马伷、王浑达成了默契，消极对待渡江灭吴之事。

在王濬舰队参与攻击夏口、武昌时，东吴方面也在试图发起反攻。

吴丞相张悌率领吴都建邺的精锐兵力三万人渡江至历阳，北上攻击晋扬州都督王浑、刺史周浚所部。吴军内部曾对此方案有争议，丹杨太守沈莹认为，上游的晋军舰队行将来到，应集中兵力扼守长江，准备与晋水军决战。张悌则认为，待到晋舰队驶入下游时，东吴的军心早已涣散，不如趁现在与晋扬州军决死一战，如能战胜，吴军上下士气大增，尚有全盘扭转战局的可能。从当时形势看，张悌的意见是积极和正确的。但两军会战于江北版桥，吴军大败，损失近万人，张悌等将帅也都战死。[69]

到此时，贾充还在坚持其伐吴必败的论调。他的依据是，如今大军尚未能渡江，而春季行将过去，长江将迅速涨水，江南一旦进入暑热天气，将不利于北方军队作战，所以必须立即停止攻势。这种意见不仅限于朝廷上层，杜预麾下的荆州军官也颇有应和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