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邑丘墟，故曰黄墟。”[32]其地约在当今河南省兰考县境。可见战场在开渠工地的西方。史书未载这支燕军从何而来，很可能是洛阳到虎牢一带的驻防军。因为这里既要防范西方的前秦，也要防范南来的晋军，需驻扎重兵。但此战场在桓温主力以西二三百里，本应属于豫州刺史袁真的出击方向，说明袁真所部进军迟缓，未能起到配合桓温主力作战的作用。之后不久，桓温所部晋军又在林渚击败燕将傅颜，保障了开渠工作。[33]

就在晋军挖掘渠道之时，郗超曾向桓温建言：这条渠道不可能开通，所谓“清水入河，无通运理”，所以应抓紧时间从陆路北上，强渡黄河后攻击邺城。[34]慕容暐政权为晋军气势所震慑，必然退回辽东地区，如此便可迅速光复河北。《资治通鉴》误将此议载于晋军已开通运渠，进入黄河之后，但那样郗超就不会声称从济水（清水）无法通往黄河了。郗超还提到“今盛夏”，也定然在渠道尚未开通的九月之前。桓温未采纳这一建议，才有了桓公渎的开凿。

不过，郗超另一方面的建议却很有价值。他认为，如果桓温不愿长驱攻击邺城，则应当在黄河南岸济水之滨构建长期屯驻的军事基地，囤积足够的军粮，因为今年的夏天行将过去，一直未能有充沛降水，只好等到明年夏天再展开进攻。他还提到，秋季即将来临，北方气温下降很快，而晋军士兵们多没有准备在北方过冬的衣物，如不早做准备，无法度过冬天：

……若此计不从，便当顿兵河济，控引粮运，令资储充备，足及来夏，虽如赊迟，终亦济克。

若舍此二策而连军西进，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因此势，日月相引，僶俛秋冬，船道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阂，非惟无食而已。[35]

到九月，晋军终于掘通运河，桓温舰队进入黄河，驶向距离邺城最近的渡口枋头。此时已是深秋，袁宏《北征赋》所谓“于时天高地涸，木落水凝；繁霜夜洒，劲风晨兴”[36]。晋军在挖河之际，前燕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动员准备时间，开始对枋头晋军进行反击：

首先，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断温馈运”[37]。桓温刚刚开通的泗—黄航道已经处在燕军的攻击之下，难以保持畅通；其次，西线袁真所部推进迟缓，未能完成开通石门，从汴水向黄河提供粮援的工作。桓温本传云：“真讨谯梁皆平之，而不能开石门，军粮竭尽”[38]。似乎是袁真所部已驱逐燕军，占领了石门，但因工程过于艰巨而不能开通。但《慕容暐载记》则为：“慕容德屯于石门，绝温粮漕”。可见石门一直在燕军控制之下；最后，前燕向前秦求援，苻坚派二万兵力出洛阳方向，向颍川袭击晋军后方。

在后援断绝的压力下，桓温没有信心登陆河北进攻邺城，而是下令撤退。由于船行速度慢，且航道水量难以保障，晋军焚毁所有舟舰，步行南撤。途中遭遇燕军、秦军的追击和截击，三万余人战死，几乎全军覆没。至于此事的余波，就是桓温将战败归咎于袁真北进不利，未能打开石门水口，要求朝廷惩办袁真。此举造成袁真及其诸子据寿春叛乱，最终被桓温攻灭，而桓温的北伐事业也告终结。

[1] 王鑫义：《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淮河流域漕运》，《安徽史学》1999年第1期。

[2] 依史念海先生说，流入干流的河道为“支流”，自干流分出的河道为“支津”。史念海：《论济水和鸿沟》（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3] 《晋书·王濬传》，第1210页。

[4] 此事为正史失载，见《水经注疏》卷二十三《汳水》：“汳水东迳仓垣城南，即大梁之仓垣亭也。城临汳水，陈留相毕邈治此。征东将军苟晞之西也，邈走归京。晞使司马东莱王讚代据仓垣，断留运漕。”（第1960—1961页）汳水即汴水之异写。

[5] 《晋书》卷七十五《荀羡传》，第1981页；王鑫义：《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淮河流域漕运》，第12—13页。

[6] 《水经注疏》卷八《济水二》。

[7] 史念海：《论济水和鸿沟》（上），第75页。

[8] 《晋书》卷六十一《苟晞传》，第1668页。

[9] 《水经注疏》卷五《河水五》，第472—473页。

[10] 《水经注疏·济水二》：“济水又东北……河水自四渎口东北流而为清。《魏土地记》曰：盟津河别流十里，与清水合，乱流而东，迳洛当城北，黑白异流，泾、渭殊别……”（第737页）

[11] 即所谓“（黄河水）东北流，迳九里，与清水合”。

[12] 《晋书》卷八《穆帝纪》，第198页。

[13] 《晋书·穆帝纪》，第200页。

[14] 《水经注疏·河水五》。

[15] 《晋书·桓温传》，第2572页。

[16] 《晋书·桓温传》，第2572页。但加大都督与征讨姚襄之事，本传皆不系年月。此处从《资治通鉴》卷一百，置于永和十二年。

[17] 《晋书·荀羡传》，第1981页。

[18] 《水经注疏》卷二十五《泗水》：“（泗水）又南过高平县西，洸水从西北来，流注之。”（第2121页）

[19] 《宋书》卷三十一《五行志二》，第909页。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