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慕容垂离世，慕容宝继位，拓跋珪开始准备攻灭后燕，入主中原。

拓跋人在进占中原时，已实现了向骑兵冲击作战模式的转型，但军队的组织形式、作战方式还保留着草原时期的诸多特征，并未完全适应中原地区的战争。这主要表现在：兵种以骑兵为主，兵员以“全民皆兵”的部落成员为主；后勤方面缺乏统一、有效的保障体系，难以维持持久的攻城战。这使得北魏军队在河北地区的战斗旷日持久、极端艰苦，且未能最终消灭慕容鲜卑，所以向北、南方撤退的慕容氏残余又在辽西与青州分别立国。

魏—后燕的政权结构及战备特征

拓跋珪领导的伐燕之战从北魏皇始元年（396年）八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北魏天兴元年（398年）正月，历时近一年半。战事基本可分为两阶段：皇始元年八月至九月攻占并州（约今山西）为第一阶段；皇始元年十月至天兴元年正月为第二阶段，战事都在河北平原上进行，燕军据守中山、信都、邺城与魏军对抗，最终以魏军占领河北告终。

参与伐燕战事的拓跋兵力达四十余万。此时拓跋珪刚复国十余年，统治区域仍以代北草原为主，动员的兵力与百年前拓跋部全盛时“控弦骑士四十余万”的水平相当，[1]仍有较明显的草原游牧族“全民皆兵”的特征。其优势是在发动全面进攻时可以动员集结起规模庞大的骑兵部队，而广阔的河北平原缺少天然险阻，正利于拓跋骑兵驰骋作战。

但草原骑兵的长项是野战而非攻城。首先，因为骑兵需要照料战马，难以进行长时间阵地战，如在较晚的520年代，长孙稚受命讨伐关西叛军，“所领悉是骑士，习于野战，未可攻城”[2]，这虽是北魏后期事例，但骑兵的运用原则是相同的。其次，草原骑兵长期生活在塞外，对内地的城防体系比较陌生，也缺乏进行持久阵地战的经验。在魏燕战争二十年前的370年代，前秦王朝统一北方之时，苻坚曾向拓跋人的使者燕凤询问：草原部族的军事优势究竟在何方？

坚曰：“卿辈北人，无钢甲利器，敌弱则进，强即退走，安能并兼？”

凤曰：“北人壮悍，上马持三仗，驱驰若飞。主上雄秀，率服北土，控弦百万，号令若一。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常胜也。”[3]

所谓“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即草原骑兵没有专门的后勤补给体系，全靠抢掠获得军需。燕凤还提到，拓跋人举族集结的时间在七月，“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此后的秋冬时节才便于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这种季节性和非专业化特征，都不利于在中原地区进行旷日持久的城池攻坚作战。

后燕方面也试图根据魏军的特征寻找对策。魏军进占并州后，后燕君臣几乎都认为魏军骑兵的机动性强，而平原便于驰骋，所谓“魏军多骑，师行剽锐”，“若逸骑平原，形势弥盛”，从而提出两种对策：一是中山尹苻谟、尚书封懿的“阻关距战”之策，即扼守太行山的山间隘口，阻止魏军进入平原；第二种是中书令眭邃及慕容麟的策略，主张坚壁清野，“修城积粟”，固守城池作战，而魏军骑兵“马上赍粮，不过旬日”，军粮耗尽后只能退兵。燕帝慕容宝最终采纳了第二种意见。[4]

以当时形势判断，“阻关距战”之策并不现实。因为太行山间的隘口、谷道众多，难以全部驻兵坚守。以骑兵为主的魏军机动性极强，完全可以从燕军疏于防范之处突入平原。所以依托城池作战比较现实。当魏军进入河北后，驻防邺城的燕将慕容德准备出城作战，其部属认为“魏悬军远入，利在野战”，建议“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待魏军粮食耗尽时再展开反击，慕容德也采纳此策。[5]

当然，做出这个决策的燕朝君臣都认为拓跋军队还停留在纯粹的草原游牧状态，不想在中原地区长期立足，只是进行一次劫掠而已。他们对拓跋人现状的认识比较正确，但对拓跋珪的意图则判断有误：拓跋珪正是为占领中原而来。以当时拓跋人的政权规模看，这个计划显然过于超前，他们还不熟悉汉地管理编户齐民、征收粮赋的一整套制度，只能在战争中逐渐学习。所以河北之战呈现为旷日持久的、惨烈的消耗战。

魏军兵力规模：《魏书·太祖纪》载皇始元年（396年）八月，“大举讨慕容宝，帝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此外尚“别诏将军封真等三军，从东道出袭幽州，围蓟”[6]，这支进攻幽州的军队显然没有算在四十余万之内。但在攻占晋阳之后，魏军要留一部分兵力占领并州和扫清燕军残余，所以参与进攻河北的兵力为三十余万。[7]《魏书》没有详细记载这些部队的编制，从有限的史料推测，非拓跋珪直辖的独立作战部队至少有两支：

一是卫王拓跋仪所辖的“五万骑”，进入河北后负责进攻邺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长期活动于河北南部；[8]

另一支是王建、李栗所辖的“五万骑”，在从晋阳向河北进军时充当前锋，进入河北后则受命进攻信都（冀州治所）。[9]皇始二年（397年）正月占领信都之后，两人就归入了拓跋珪的直属部队，一起攻击中山。所以三月慕容宝从中山逃走时，王建就在拓跋珪身边，而李栗则参与了追击慕容宝。[10]

除以上十万骑之外，所余二十万人应是拓跋珪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