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八旗兵仍保持这种按比例抽兵出征的做法，应当是北方民族的传统习惯。关于北魏的驻军，还有一条史料很重要：

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然主帅如故，费禄不少……[34]

这是北魏在占领中山之后的驻军。八军，军各五千人，共四万人。其他如邺城等地势必也有类似驻军。此处没有说明这种驻军的来源和身份，但从其设立、驻防时间来看，似属于羽林、虎贲一类部族兵。另外，这些部队在向南方边境调发时，也是采用抽调兵员的方式，而非成建制整体调动。

北魏中前期在河北调发兵力的记载比较多，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太武帝时期。[35]但这些调发的兵力究竟是驻防鲜卑骑兵，还是汉地民户组成的步兵，则多无直接记载，根据有限的材料看，应是骑兵和步兵都有。这里先讨论征发骑兵的情况。如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十一月，北魏关中地区发生盖吴武装起事，刘宋政权给予这支武装很大支持，拓跋焘遂决意报复：

选六州兵勇猛者二万人，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分领，为二道，各一万骑，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36]

此次调发的二万人都是骑兵，所执行的任务也是拓跋骑兵较为擅长的冬季袭掠，所以应是驻防中原六州的拓跋部族骑兵，和前述中山军府“渐割南戍”的情况类似。次年，北魏为镇压盖吴武装，继续从河北地区调兵：“发定、冀、相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防越逸。”[37]这里未提及兵种，但其任务是驻防秦岭诸山谷，防止盖吴军逃往刘宋方向，只有骑兵适合执行这种机动性较强的工作，所以应当和去年一样，也是驻防河北的拓跋部族骑兵。

汉地调发的步兵

在北魏占领中原之后，特别是在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的征战中，军队中开始有一些步兵成分，但在当时的战争中尚无太大作用，其来源亦难根究。但是到拓跋焘晚年与刘宋的大规模战争中，开始有在河北地区征发步兵的记载。就在前一轮调发二万骑兵的四年之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刘宋政权对北魏发动了大规模北伐。为了应对宋军攻势，北魏再次从河北调兵：

九月……庚子，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已下。发州郡兵五万分给诸军。[38]

此处赦免“三州死罪以下”，即以囚犯充军备战，和“发州郡兵”属同一事。所以这次征发的对象，应不再是驻防的拓跋骑兵，而是河北地区普通民户甚至罪犯组成的步兵。且和以往的记载不同，这次调发的对象是“州郡兵”，多一“郡”字，可能显示了兵员是由地方郡县从民户中征调而来。此次与宋军的战争中，魏军多用汉人步兵协助拓跋骑兵作战。当宋西路军北伐至陕城时，与魏军发生激战，俘获的魏军之中“多河内人”，宋军统帅柳元景斥责这些人为异族效命，这些人的回答是：“虐虏见驱，后出赤族，以骑蹙步，未战先死，此亲将军所见，非敢背中国也。”[39]可见这些都是汉人民户被强征为步兵，待遇十分低下。次年，魏军已攻入刘宋境内，围攻盱眙城时，拓跋焘向守城的宋军将领宣称：

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40]

骑兵不便于攻城，所以拓跋焘以非鲜卑的步兵负担此任务，对其生命毫不在意。拓跋焘虽然宣称攻城用的是丁零、胡、氐、羌等少数民族，其实充当此任务的多数还是汉人步兵，只是因为守城宋军也是汉人，为了避免激起自己军队中的民族反抗情绪，拓跋焘才只提及其中的非汉族成分。另外，此次魏军南下主要靠抢掠维持粮秣军需。骑兵运动速度快，便于抢掠，步兵则没有这种优势，所以在长途行军中难免因饥寒减员。魏军此次南征减员颇多，损失的应当主要是非鲜卑族的步兵。

第三节 420年代拓跋嗣的对宋战争拓跋嗣河南战事中的略地作战

自397年之后的二十余年中，道武帝拓跋珪和明元帝拓跋嗣两代君主主要忙于巩固新占领的中原地区，一度放缓了对外扩张的势头。到北魏泰常七年（422年）夏，宋武帝刘裕病死，少帝继位。拓跋嗣认为刘宋内部不稳，有机可乘，遂决意夺回416年刘裕占领的河南地区。对于如何进行河南地区的战事，北魏内部有不同意见。臣僚中奚斤和公孙表都主张优先攻城，即先占领黄河南岸宋军据守的滑台、虎牢、金镛（洛阳）等军事据点；崔浩和明元帝拓跋嗣则反对集中兵力攻城，主张用骑兵袭掠淮河以北的广大平原地区，断绝黄河沿岸城垒与后方的交通，使其不攻自溃。[41]“略地”是拓跋骑兵的传统战术，攻城则代表了向中原战术转向的趋势。主张攻城的奚斤是鲜卑人，公孙表是汉人；同样，主张略地的拓跋嗣和崔浩也分属胡、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民族出身和所持意见并无直接关系。

十月，奚斤、公孙表渡过黄河，开始攻击滑台城。在宋人的文献记载中，魏军“辎重弱累自随”[42]，即为攻坚战携带了大量后勤辎重，这在此前的战事中应较为少见，所以被专门记载了下来。魏军一面围困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