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的信心。

此后数年内，魏军多次以骑兵突袭的方式袭掠北燕境内，进攻时间都在夏季六七月间。[6]这种袭掠破坏了正在生长的庄稼，俘获了大量人口，使北燕国力大为削弱。到太延二年（436年），拓跋焘再次派骑兵袭击北燕，此次出击的兵力并不多，只有娥清、古弼率领的“精骑一万”，以及北魏驻辽西的一些地方部队。[7]拓跋焘大概并未部署攻克和龙的任务，但和龙城内发生叛乱，冯文通感到无力抵抗魏军，遂逃亡至高丽境内，北燕全境被北魏占领。

430年宋魏河南之战

拓跋焘在位时期曾与刘宋两度发生大规模战事。这两次战事都发生在河南地区，既和拓跋嗣晚年的宋魏河南之战有一定继承关系，又具有南北政权之间战争的普遍规律。

宋武帝刘义隆登基后一直试图恢复被拓跋嗣占领的河南地区，将边界推进到黄河一线。这一方面是希望恢复汉魏故都洛阳，建立政治上的自信心；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固守黄河防线取得战略安全。而这一时期的拓跋焘和北魏政权尚面临着北方柔然人的威胁，同时还要对东北、西北方的北燕、赫连夏等政权进行兼并战争，所以无法将全部国力用于对南方作战。从宏观的政治发展来看，北魏政权此时尚未全面完成中原化，其政权组织结构也不适应在南方进行步兵为主的持久战。所以，拓跋焘时期与刘宋的两场战事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的战略态势和力量对比。

宋元嘉七年（430年）初，刘宋开始筹备收复河南之战。在开战之前，刘义隆曾派遣使者至北魏要求归还河南旧地，并表示宋不准备向河北扩张。这个提议被拓跋焘断然拒绝。拓跋焘判断宋军会趁雨季泛舟北上，所以没有准备固守河南，而是待冬季封冻后再驱逐宋军：

先遣殿中将军田奇衔命告焘：“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焘大怒，谓奇曰：“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此岂可得河南。必进军，今权当敛戍相避，须冬行地净，河冰合，自更取之。”[8]

但对于宋军是否会发动进攻，北魏内部尚有不同意见。徐州刺史叔孙建驻防河南，他派出一名僧人间谍到刘宋境内的彭城。僧人看到刘宋北境已经戒严，民间正在征发马匹，三月间宋军数万人陆续抵达彭城，准备循泗水发起攻势。[9]叔孙建将这个动向报告拓跋焘，并请求紧急增兵三万，对尚未完成部署的宋军发起主动进攻，挫败其企图。[10]报告送到平城时，深受拓跋焘信赖的侍中崔浩认为，宋军惮于魏军骑兵的威胁，不会主动发起进攻，叔孙建等是看到北方边境将帅与柔然作战，虏获颇多，心生羡慕而希望挑起战事。另外，崔浩也提到，行将进入夏季，不便在南线进行战争，即使开战也应等到秋后。

此时北魏和柔然、赫连定都在进行战争，魏军兵力颇为紧张，拓跋焘不想主动对刘宋作战，遂准备采纳崔浩的意见。但随着宋军的向北推进，叔孙建等南线将领频频告急，要求调河北军队增援河南，并在河北造船为河南输送补给。由于多数臣僚都倾向于战争不可避免，拓跋焘最终批准了这个请求，并派遣来自南方的司马楚之等到边界上招募武装。这说明拓跋焘对河南的战事并未有明确计划，也没有坚持“敛戍相避”、先撤退再反击的预想。

七月，宋军到彦之舰队溯泗水、清水而上逼近黄河，战事遂不可避免。此时正当盛暑，所以魏军没有在河南进行防御作战，河南的四个主要据点碻磝、滑台、洛阳、虎牢守军全部撤回黄河北岸。宋军全面占领河南，舰队自清水驶入黄河，巡游在西起潼关东至入海口的上千里河段。

至十月，魏军开始反攻，迅速攻克了洛阳、虎牢二城。此时黄河下游尚未封冻，魏军应当是乘船渡河。到彦之主力舰队本集结于清水入黄河口一带，见到魏军攻势凶猛，封冻期又将来临，遂循济水向青州方向撤退，只留朱修之率万余宋军固守滑台孤城。魏军一面围困滑台，一面追击退却的宋军。到彦之主力急于撤退，焚毁舟舰徒步逃往彭城。刘义隆派遣檀道济自彭城救援滑台，但沿途遭到魏军阻击，行进缓慢。到元嘉八年（431年）二月，滑台城粮尽失守，朱修之及上万名宋军成为俘虏。宋军这次北伐以惨败告终。

和七年前拓跋嗣发动的进占河南之战相比，430年的河南之战宋军表现更差，重兵驻防的滑台城也仅坚持了四个月。这一是因为宋军已有上次失败的教训，对于在冬季固守黄河防线没有信心；二则是宋军从八月进占河南，到十月迎击魏军的反攻，只有两个月的准备时间，粮储、城防等工作都不够充分，当冬季临近、水路运输中断时便难以坚守。

另外，在对宋军展开反击之际，魏帝拓跋焘还在亲率禁军征讨关西的赫连定残余势力。所以魏军是在西、南两线，对两个政权同时进行战争，而且都获得了胜利。这背后的直接原因，是魏军一直在进行对柔然、赫连等势力的战争，军队富有作战经验，拓跋焘及叔孙建等将帅的素质较高；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北魏此时已经统治了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河北地区，深化了对汉地的统治，可以发掘出巨大的战争潜力，而且北魏还控制着以平城为中心的草原地区，维持着强大的骑兵战斗力。农业和草原地区两种军事资源的综合，保障了拓跋焘时期对周边的扩张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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