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明确的主攻方向和战略目的。

第三，将帅选用多不得人。元宏的门第和身份观念严重，选择将帅更多地重视其出身和是否有文化，而不重视军事经验。受命指挥中路军进攻义阳的刘昶是刘宋宗室，才智低下，“天性褊躁，喜怒不恒”，在北魏朝会上从来都是诸王捉弄的玩物，却被委以方面之任；[17]西路军将领之一卢渊出自有文化的河北望族，但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和战争勇气，在受命出征前他就向元宏表示“臣本儒生，颇闻俎豆，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惟陛下裁之”。但元宏不为所动，最终酿成惨败。[18]

在班师途中，元宏也在总结这次南征的经验教训。当北返至黄河石济津渡口时，老臣高闾迎驾朝见，元宏在谈话中对自己的决策进行了辩护：

车驾还幸石济，闾朝于行宫。高祖谓闾曰：“朕往年之意，不欲决征，但兵士已集，恐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发洛之日，正欲至于悬瓠，以观形势。然机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诸将，并列州镇，至无所获，定由晚一月日故也。”

闾对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犹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战之法，倍则攻之，十则围之。圣驾亲戎，诚应大捷，所以无大获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尔，庶事草创，臣闻《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臣愿陛下从容伊瀍，优游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国缉宁，然后向化之徒，自然乐附。”

高祖曰：“愿从容伊瀍，实亦不少，但未获耳。”……[19]

按元宏的说法，此次南征本是贸然之举，去年自己并未决心出征，但已经进行了征兵动员，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初到悬瓠时只是想观察一下前线形势，但又觉得有战机，就率主力渡过了淮河。至于未能取得任何战果，他归因于战事开始较晚，因进入春夏季节而被迫退兵，如果再有一个月的时间，战果应当不止于此。

高闾则认为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兵力不够，“所以无大获者，良由兵少故也”，营建新都占用了太多兵力，“京邑甫尔，庶事草创”，建议暂时放弃对齐战事。孝文帝暂时没有接受高闾“良由兵少”的总结，他认为“实亦不少，但未获耳”[20]。

返回洛阳一年后，到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元宏决心再度发起南征。他与李冲等群臣讨论上次南征的教训，就采用了高闾“兵少”的解释。他说，太和十七年从平城南下时，自己“拥二十万众”，兵力充足，但因迁都之决策而中止了南伐，所谓“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时”；上次（太和十九至二十年）的南征“天时乃可，而阙人事，又致不捷”[21]。这里元宏理解的“人事”主要就是集结的兵力。所以他认为，只要征发足够的兵力，就可以取得对齐战争的胜利。

第二次南征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元宏开始筹备第二次南征，并为此进行了充分的动员：

六月……壬戌，诏冀、定、瀛、相、济五州发卒二十万，将以南讨。……丁卯，部分六师，以定行留。[22]

冀、定、瀛、相、济五州都在黄河下游南北两岸，是北魏统治腹地，从这里征发的都是一年期“蕃兵”（参见前文对薛虎子所辖徐州戍兵的分析）。“六师”则是朝廷直辖的禁军，可见禁军部分留守洛阳，部分出征。此外参战的应还有南线边境戍兵。大致推测，参与出征的禁军，和边境原有的驻军，规模都应在十万左右。五州军队征发和集结都需要一定时间，六月进行征发已经留出了这个提前量。所以到八月，元宏率禁军离开洛阳，正式开始第二次南征。

元宏吸取了前次南征战线过宽、兵力分散的教训，此次将主攻方向确定在南阳盆地和义阳地区。因为这里距离新都洛阳距离最近，威胁最为直接，而且前度魏军受损失最大的也是南阳方向。元宏亲率主力攻击南阳及汉水以北（沔北）地区，豫州刺史王肃受命攻击义阳。

魏军主力首先到达前度卢渊等战败的赭阳城。齐军依旧采取据城固守的策略。元宏留部分魏军围城进攻，自己带主力南下到达南阳郡治宛城，依旧留部分军队围攻，主力继续南下，分兵围攻新野。这样，沔北地区的大小城垒都被魏军分兵围困。孝文帝则率以骑兵为主的禁军往返于各城之间督战，并准备阻击自襄阳北上的敌援军。

围城战持续了三个月，到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一月，新野城首先攻克。这意味着切断了南阳齐军的退路，引发了湖阳、赭阳、舞阴等城垒的齐军弃城遁逃，部分被魏军截获歼灭。到二月，宛城也被攻破。魏军完全占领了南阳盆地。齐军崔慧景、萧衍部从襄阳北上，试图进行反攻，但进至邓城时，被元宏亲率的骑兵主力迎击，齐军损失二万余人，被迫退回襄阳。关于魏军南征的兵力，《南齐书》云：

宏时大举南寇，伪咸阳王元憘、彭城王元勰、常侍王元嵩、宝掌王元丽、广陵侯元燮、都督大将军刘昶、王肃、杨大眼、奚康生、长孙稚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其诸王军朱色鼓，公侯绿色鼓，伯子男黑色鼓，并有鼙角，吹唇沸地。[23]

这个记载比较夸张。首先，此时刘昶已死，不可能参与。王肃所部主攻义阳，与元宏不在同一战场。且全部南征的魏军也不会有百万之众。《南齐书·魏虏传》又载“宏自将二十万骑破太子率崔慧景等于邓城，进至樊城，临沔水而去”[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