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宣布废止孝建以来的所有“新钱”，只用旧钱交易，民间盗铸也严厉禁止。[33]从孝武帝到后废帝朝纷纭十余年的铸钱新政从此结束。明帝政权为筹措内战军费采用了一切手段，泰始三年（467年），为了给出征淮北军队发饷，甚至将宫女的衣物和首饰都运到了前线。[34]当时另一个财政手段是用名义上的官职换取民间钱谷：

时军旅大起，国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钱五万，杂谷五百斛，同赐荒县除……上米七百斛，钱二十万，杂谷二千斛，同赐荒郡除；若欲署诸王国三令在家，亦听。[35]

经过孝建钱、二铢钱的剧烈贬值，450年北伐时向富民举借国债的偿还问题也就不了了之。其实沈庆之等建议允许民间私铸，也可能有制造货币贬值从而化解掉450年国债的意图，但因史料过少难以详论了。

第二节 南齐的财政与战争谨慎的铸币政策

自465年宋明帝即位，到479年萧道成建（南）齐代宋，刘宋政权再没有铸造过铜钱。萧道成在建齐即位时，开始筹备铸钱事务，但他吸取了宋孝武帝和前废帝的教训，不再把官铸钱看作借通货膨胀敛财的手段，而是准备铸造足值的钱币。易代之际事务纷纭，加之北魏乘机发起战争，萧道成的铸钱想法未能付诸实践。

到萧道成统治的最后一年（建元四年，482年），朝臣孔觊曾上《铸钱均货议》，他认为当前米价低廉，是因为铜钱少、钱价提高之故，所以应重开官铸钱。他总结了刘宋铸钱的教训，是统治者“惜铜爱工”铸造不足值铜钱，引发民间盗铸和币制紊乱，所以他认为新铸铜钱应当“钱重五铢，一依汉法”，以保障币制稳定。此事交由朝臣讨论，大臣们也普遍认为“钱货转少，宜更广铸，重其铢两，以防民奸”。萧道成遂命令州郡大规模收购原料铜，为官铸钱做准备。但萧道成不久病逝，南齐境内的铜也颇为紧张，难以收购到足够的原料，所以铸钱之事又搁置起来。但通过此事可见南齐君臣都吸取了刘宋的教训，不再把铸钱看做偷工减料获取利润的手段。到齐武帝萧赜在位的永明八年（490年），长期在益州任职的刘悛向朝廷奏报当地发现铜矿。萧赜遂命官员赴益州督导铸钱事务，曾铸出铜钱“千余万”，但采铜开支过大，不能赢利，此事遂作罢。这也说明所铸铜钱成色、重量比较充足。此后南齐政府再未有官铸铜钱。[36]

绢布和力役折钱

西晋、东晋以来，政府向民户征收的赋税主要是粮食（租）和绢布（调）两项。从刘宋开始，绢布的一半应折算为铜钱缴纳，[37]但自宋初以来铜钱（当然是完整的）价值上升，绢布的价格一直在下降，政府依据的绢布价格往往滞后于市场价，所以折算收钱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在宋初的永初（420—422年）年间，一匹布的价格在千钱左右，百姓纳钱代布时按照每匹九百钱折算，有一定优惠；到元嘉年间布价降低到了每匹六百钱，纳钱代布则以每匹五百折算。到南齐初布价降到了每匹三百钱左右，而纳钱代布仍按五百钱旧价，使民户损失颇大。[38]

南齐初年为了应付北魏的攻势，曾要求浙东五郡每丁缴税一千钱，应是按照每丁两匹调布的价格折算，百姓“乃有质卖妻儿以充此限”，最终仍有三分之一的民户无法缴足这笔税款。[39]永明四年（486年），齐朝规定：民户缴纳的布匹，按照三分之一缴布、三分之二折钱的比例征收，[40]折价每匹五百钱，给百姓的压力更大。竟陵王萧子良上书表示反对。齐武帝萧赜遂做了一点调整：本年度扬、南徐二州的户租“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即布、钱比例对调；从明年开始诸州都按照每匹四百钱折算布价，布、钱比例也改为各半，“以为永制”[41]。

自东晋以来盗铸者大量剪凿，剪凿钱占了铜钱的大多数，但政府收税时只收取完整的铜钱，由此造成了两种钱的汇兑比价。萧子良在永明二年、四年的两次上书中，都提到了当时纳税须交纳未经剪凿的完整铜钱，所谓“公家所受，必须员大”，如果用剪凿过的铜钱缴税，则“以两代一”[42]。说明之前刘义恭的想法此时已付诸实施了。永明四年的萧子良上书还记载了当时民间完整与剪凿铜钱之间的比价：“公家所受，必须轮郭完全，遂买本一千，加子七百”[43]，即一千七百枚剪凿钱可以换一千枚完整钱。可见市场上完整钱与剪凿钱的兑换比例略低于官价。

检籍与财政

从宋文帝、孝武帝之际开始征收的财产税，南齐时仍是重要税种，“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发瓦，以充重赋”的情况，在三吴地区非常普遍。[44]刘宋元嘉时期经济富庶、财政充裕，当时政府并未靠铸造贬值铜钱获利，财政收入主要靠正规的赋税征收程序，而征收赋税又是靠一整套对全国民众的户口、财产统计册为依据，时称为“黄籍”。

但元嘉末年的宋魏大战造成了黄籍制度的紊乱，起因是战争时期军队广泛招募兵员并对有战功者进行封赏，这些人享有免税、免（劳）役之权，由此造成纳税、服役人口的急剧减少。多数获得免税、免役权的人并非有真实战功，而是靠请托行贿获得功勋记录，时人将这种借机改籍免税的行为称为“巧”。南齐初人总结：“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