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统治解体。这背后的原因，是南朝军事将领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再反观北方，暴君并无特定的诛杀对象，也是因为皇权已经强大到没有任何潜在对手，所以其暴行也没有特定的目标，更接近心理上的扭曲和宣泄。

除了对潜在威胁的诛杀，南朝君主还在探索运用制度化的调兵、选将等机制实现对军事将领的控制。[26]在“元嘉之治”期间，刘义隆成功实现了对将帅武人的控制。但宋军对北魏历次北伐均无功而返，就与刘义隆对将帅牵制太多有关。《宋书·文帝纪》末，沈约对刘义隆的评价是：

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27]

除了贻误战机，这种指挥方式还造成前线将帅缺乏主动进攻精神与应变能力。刘义隆总结最后一次北伐（元嘉二十九年，452年）的失策，认为是将帅懦弱畏战：“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28]实则是他自己对前线干预过多所致。

在萧衍攻灭萧宝卷，建梁称帝之后，充分吸收了宋、齐两代将领（也包括他自己）坐大篡权的教训，有意识地削夺军事将领，特别是那些随同他起兵的武人的权力。萧衍有能力和信心驾驭这些将领，所以他并未采取诛杀策略，只是不让这些人久居边境州镇，改为让他们在建康担任显赫，但无直接兵权的官职，且在不同官职之间频繁调动，使其无法培植私人力量。比如曾随萧衍起兵的将领王茂，在梁朝最初五六年还在地方州镇及前线任职，后调入建康任尚书右仆射、侍中等职务。他感觉作为武人受到冷落，心中颇为不满：

时天下无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颇怏怏，侍宴醉后，每见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责也。[29]

另一名元从功臣曹景宗，也对离开军队之后的承平生活颇为厌倦：

（曹景宗）性躁动，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30]

其实梁朝中前期与北魏的战事并不少，完全有这些旧将施展的空间。但萧衍为了便于驾驭，都是命令子侄诸王担任北伐统帅。这些宗王多懦弱且无军事经验，造成梁朝的北伐频频失利。比如505—506年，临川王萧宏指挥的北伐，以及524年豫章王萧综指挥的北伐。前次以萧宏弃师逃命引发惨败，后次则因萧综投降北魏而不了了之。不过，旧将赋闲也确实保障了梁朝数十年的稳定。

总之，皇帝对将领失去控制会导致军人政变，如果控制太严密则会削弱军队战斗力，无法取得对北方战争的胜利。这是南朝的政治结构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第四节 皇权、将领对士族文化的追求

东晋末年刘裕主导的北伐是南方政权军事成就的最高峰。在此后百余年的南北对峙中，南朝在军事上逐渐转入被动，随着疆域缩小，国力也随之削弱，最终被隋统一。这个历史大趋势背后的原因，除了当时南方开发程度尚低、人口与经济总量不如北方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南方缺乏尚武的社会氛围。虽然每个朝代都由军人集团开创，但军事将领们（包括以征战起家的皇帝）进入社会上层之后，迅速被士族阶层崇尚雅致情趣与文学艺术的生活方式同化，难以保持勇武精神，整个社会也呈现重文轻武的趋向，最终造成南朝的积弱与灭亡。

南朝皇室对文化品味的追求

宋开国皇帝刘裕本是戎马一生的军人，自幼未曾求学，文化程度很低。他的书法极差，谋士刘穆之只能建议他多写大字，“一字径尺，无嫌”。结果刘裕“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31]。与刘裕一起起兵的北府将领刘毅在这方面也有表现。刘裕攻灭卢循之后，刘毅曾在庆功宴上作诗炫耀其有文化：

初，裕征卢循，凯归，帝大宴于西池，有诏赋诗。毅诗云：“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自知武功不竞，故示文雅有余也。[32]

刘毅因战功不如刘裕，只得自命在“风流”方面胜出。这种社会氛围也使得刘裕急需表现出文化修养，但他引经据典时难免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招致不讲情面的僚属指摘：

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郑）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33]

到宋文帝刘义隆一代人，文化素质已经有了较大提高。元嘉七年北伐失败，刘义隆曾作诗抒发其悲愤之情：“抚剑怀感激，志气若云浮”[34]。刘义隆诸子—孝武帝刘骏、明帝刘彧等也很注意塑造自己有文化的形象。刘骏自命书法高超，当时书法名家王僧虔担心引起皇帝嫉恨，“常用拙笔书”，得以明哲保身。[35]刘骏还有诗《戏马台梨花赞》传世，[36]戏马台在淮北的彭城，他称帝后并未到过彭城，所以应是元嘉末年以皇子身份驻防彭城时的作品。刘彧在称帝之前也颇有文史、经学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