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过巨大的贡献——把“德高望重”这四个字套在他们的头上，估计也没有几个人会反对。

甘龙本来是个改革派，但这哥们儿通过改革得到了利益，从而加入既得利益集团，身份立刻转换，又变成保守派的最高代表。而他现在又是秦国的首席大臣。

秦孝公想不到变法的概念还没有出台，反对的人就这么多，而且个个都很坚定。如果真的实施起来，反对的人岂不更多？那可是阻力重重啊。他也有点儿动摇了。

可商鞅说，老大的顾虑是多余的。对于那些下层人员，这些话题是不能跟他们讨论的。只有在改革成功后，让他们分享改革的成果。高素质的人跟低素质的人是没有共同语言的。所以，要成就大事业，就得采取果断的措施。只要觉得这个改革是利于富国强民的，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

甘龙立刻反驳，小鞅同学的话大错特错了。我们只有按既定方针办，大家对这些方针政策都很熟悉，贯彻起来才有有条不紊，才走第一步，大家基本就知道第二步怎么走了。这样，天下才不乱啊，才利于安定团结。现在咱们太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了。

商鞅说，老人家你说的好像都对。很多普通的人只知道按过去的方针办，很多貌似博学之士，其实都是书呆子，天天封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好像什么都知道，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这两种人，让他们当当太平官，过着腐败的幸福生活，那是很好的。但千万不能跟他们讨论什么兴利除弊的大业。世界上，智商发达的人才会制定规章制度、方针政策；智商欠缺的人只能当个守法公民。有水平的会与时俱进，没水平的人只会死守传统，把传统当命根子。

这时杜同志又说，变法的成本太大了。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修改成法；没有十倍的社会效果，就不要就换传统的方针政策。大家按既定方针搞了这么久，没有出过什么差错，社会也没有出现什么不安定的因素。要是强硬变法，就会发生动乱。

商鞅说，治国从来就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之法。这个历史早就有很多鲜活的例子。汤武没有按照前朝的法规，最后能得天下；夏朝老是依承旧制，一点儿进取心也没有，最后灭亡。

秦孝公一听，大声说：好！

大家看到老大的声音这么坚定，只得都闭嘴了。

当天，秦孝公就下了个文件，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直接进入秦国的决策层，全面负责改革变法大事。

商鞅开始制定变法的法令。他下令将人民编为五家一伍、十家一什，互相监督，犯法连坐。举报奸谋的人与杀敌立功的人获同等赏赐，隐匿不报的人按临阵降敌给以同等处罚。立军功者，可以获得上等爵位；私下斗殴内讧的，以其轻重程度处以大小刑罚。致力于本业，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匹多的人，免除他们的赋役。不务正业因懒惰而贫穷的人，全家收为国家奴隶。王亲国戚没有获得军功的，不能享有宗族的地位。明确由低到高的各级官阶等级，分别配给应享有的田地房宅、奴仆侍女、衣饰器物。使有功劳的人获得荣誉，无功劳的人即使富有也不能显耀。

商鞅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只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出台了他制定的新法规。

这哥们儿绝对是个聪明人，知道政府的信用已经严重透支，不管你出台什么政策，大家都在那里大声质疑。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政府的诚信度大大提高一把。

这个办法很简单。

老百姓们早上起来，突然发现首都的城南立了一根木头，木头的边上贴了一张盖着政府公章的告示。

告示的内容很简单：谁把这根木头搬到城北去，就赏给他十金。

大家一看，这木头没有几斤重啊，搬到城北那是一点儿不费力的。那时的首都并不像现在的城市这么大，从南到北就那么几里路。

大家读完告示的反映是，有的说现在的政府官员们疯了，有的说他们忽悠人习惯了，居然搞出这个古怪的告示来。

大家只在那里议论政府，并没有谁去动那根木头。所有的人都在想，只有蠢到极点的人才去搬这根木头。你要是搬了这根木头，信用度已经是垃圾级的政府肯定不会给你我的，但大家就多了一个娱乐故事了。

商鞅一看，便又把一张告示贴过去。内容是在赏金上加了四十金，变成五十金。

大家还在怀疑。

最后，有一个人上去了。这哥们儿大概有事到城北，看到这个告示之后，就觉得，即使拿不到五十金，但这根木头仍然可以当柴火烧，就当去要了一推柴回来——反正也是要到城北去，现在身上别的东西都没有，但力气还是有的。

于是，他把那根木头扛了起来，一口气跑到城北。

当时，跟在他后面的人很多。

当他来到指定地点时，商鞅已经等在那里了。

他放下木头时，商鞅就让工作人员把五十金隆重地送到他的手上。

围观的人一看，都傻了眼。大家这时才知道，这届政府还真讲信用。

政府的诚信度提升之后，商鞅这才把他的新法新规全面公布出来。

秦孝公和商鞅对新法是很有信心的。可老百姓们一点儿信心也没有。新法颁布了整整一年，大家天天都在抱怨这个新法实在太不方便了。普法工作做得实在太难了，但两人仍然坚持。

商鞅知道，如果找不到一个真正让人们明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生动例子来当活教材，大家仍然会把他的新法当屁用，然后全国人民集体来个忽视，那他就悲哀了。

所以，必须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