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双方都全身心地等着嫁娶。嗯，多多少少都是这样。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那就像是两块大陆碰撞到一起。”

他冷冷地说，语气里暗含刻薄的意味，让我又紧张又害怕：“你们当初都全身心地等着嫁娶了？”

尽管我知道自己脸红了，但还是镇定地面对他：“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你说对了。不过结婚的时候，我已经三十出头了，而弗莱迪有四十岁了。我们夫妻俩不是孩子了。”

“我十九岁结的婚。我是全身心地等着嫁娶。”

“而且你们也不是小孩子了？”

“没错。”

“你一直以来都是和这个女人维持婚姻吗？”

“算起来差不多有三十五年了。”

我心口遭到猛烈一击，一点都不夸张。痛得厉害。我能感觉到，自己一定是满脸苍白，而在此之前我还觉着热，很不舒服。突然间—我和这个人在一起，而他和另一个女人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年，整整三十五年—这整个情形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又荒谬可笑。不知什么缘故，天天出现的那些关于弗莱迪的梦境却显得很近，梦里的气氛悲伤凄冷，失落而荒凉。昨晚我梦见和弗莱迪两个人在白垩般黯淡的海岸边，头顶上海鸟低回鸣叫。飞扑而下的鸟儿发出鸣叫声，在我心头一响，我就醒了。

“我告诉过你，”他说，声音低沉，语速很快，非常不开心，“我告诉过你，我们应该将这一切搁置起来，不去触及。我们怎么就……我们完全不该说起任何与之相关的话题。”

我哭了。

“我这些天老是哭，”我说道，“你别放在心上。你没法相信，正常情况下我从来不哭。如果我发现自己哭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检查消化系统是不是出了问题。”

“把酒干了。”他吞下杯中的威士忌，把我那杯酒放到我手上，我喝下去以后，他拉我起身，我们一起走出酒吧，到了玛丽勒本路。城市上方浅紫光蓝色的天空收留了些许轻快活泼的云朵，或灰黑或深紫，周遭的一切都熠熠生辉。他在一个花摊买了一大捧黄玫瑰，我们一起向前往街角走去。

“我说—”到了街角他拦住我，和我面对面站住，这样一来花就夹在我们俩中间了。他说：“我们去巴黎，爱丁堡，还是慕尼黑？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说：“下周我必须去阿姆斯特丹出差四天，去参加国际时尚联合组织的大会。”我一时无法直视他，过了一会儿才看了看他。他简直不敢相信……火冒三丈，甚至有点狂暴。他突然后退一步，松开我的双臂，黄玫瑰都掉落到人行道上。

“我不得不去，身不由己啊。”

“那是你的工作。”他说道。这下听起来很愤怒，还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好像他身体正中遭到重重一击。我早料到他会深感失望，我自己也痛苦不堪，但他的反应超出了我本来的所有预期。

“理查德。”我哀求道。

我见他像初次见到的时候那样有锐气，这个行动利落、充满精力的人，看起来身上蕴藏的精力比五十个常人还旺盛，可现在全部这些精力都集中火力对准了我，我知道他大可把我杀了。

后来他收敛起自己，肩膀又回复他特有的微微弓着的状态，于是我想，是不是我也变成了他不得不忍耐背负的重担呢？

“现在你又得回办公室去了。”他沉着镇定地说。

“对，我得去了。”

他点点头，现在和我感觉很疏远。他几乎是心不在焉地说：“我会给你电话，简娜。我明天会给你电话。”然后就大步流星走开了。此时夏天的阵雨透过阳光倾泻而下，人们抬头看看又环顾四周，既是在笑雨，也是在笑人。

我回到办公室，吉尔说：“通往真爱的路途啊。”

今天，电话不时响起，每次接通电话，我都希望听到的是他的声音，却都不是他。直到快六点钟了，他才打来，那时我正要离开。他听起来有点疏远，不过我明白那是出于某种约束或者克制。

“简娜，”他说，“你说你什么时候从阿姆斯特丹回这里来着？”

我告诉他，是周四。

他沉吟了片刻，才说：“很好。我得再上赫尔去一趟，给我母亲办理养老院转移手续，再重新安置她。如果想等你回来以后空出时间与你一同出游，那么我现在就得去。所以—我要到下周五才能见你。”

要是换了别人，这大概算是某种以牙还牙：你要走，那我也采取相应的做法，可理查德不一样。我站在那里，一手拿着听筒，另一只手抓着手提包和要带回家的工作任务，好像已经出发到阿姆斯特丹去了似的，意识到我完全了解这个人是怎么想的，我能一步步跟上他的思路。把我丢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周围散落了一地的玫瑰花，那时候他已经告诉自己：“够了，根本不值得。我要脱离这个局面，全身而退。”然后，他感到一阵失落的寒意，想想应该公道点，毕竟这是她的工作啊。紧接着，从这想法又联想到他生活中某个极为沉重的方面，我只能猜想—是他的妻子不爱他？他们之所以没分开是因为孩子（或者说孩子们？凯瑟琳不是唯一的孩子？）—他又想，不，这太过分了，我应该告诉她我再也无法容忍了。但他回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确实感觉我们仿佛是分开的两半—原本是个整体，却被蛮不讲理地分开了，他回想起了所有的好；于是他再细作打算，怎么才能安排他来来去去的行程，好和我这趟出差的一去一回在时间上合得上，然而这盘算和安排都带有过于熟悉的责任感。不过再一想，他对自己说，对，如果我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