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直到三十好几了，才要的孩子。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才十九岁，自己都还是孩子。应该有个法律禁止一下。”

“为什么？你们还在一起吗？”

“是的—不，其实不是。我并不后悔……”他又把手覆到我的手上，将威士忌灌进喉咙，示意我也应该喝掉我那杯。我喝了下去，他把两只空玻璃酒杯放回吧台。

“我快喝醉了。”

“很好。除了喝醉，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来挨过这一切？”

“为什么你们等了那么久才要孩子呢？”

“我们都太忙了。等了十年。一直在工作，没完没了地工作。今天爆的料还不够吗？”

“确实够了，太多了，我觉得我没法……”我摇摇头。已经堵到喉咙口了，那“三十多年”扎扎实实、满满当当的家庭生活，如此密集而剧烈，家庭结构是—父母都忙于工作（西尔维亚做什么工作呢？），有抱负有头脑的长子，长不大的乐呵呵的低能儿，因为弟弟而精神忧郁的凯瑟琳。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是什么紧急情况，非要你回去不可啊？”

“约翰从未遇到过身边一个家人都没有的情况，至少都会有一个人陪着他，玛利亚从他五岁起就和我们一起生活了。突然间我们都走了，除了马修，但他在上大学，白天晚上都在学校，而且他对约翰一向保持合适的距离，又不失亲近。我们让玛利亚的妹妹住到家里来，但是约翰对她不习惯，所以他生病了。那才是他病了的真正原因，尽管看起来是肺炎造成的。都是过去的事了，他已经好了。”

我在消化这些信息。问题不断冒出来，我决定一个也不问。

“我想我们该吃午饭了。”我说。

“好主意。”

我们往南走到维勒氏餐厅，我们两个人各自的生活，真正的生活，从实质到式样到重量—重量，重量—此刻都摆在我们之间了。就在那里。我们像孩子一样进了电影院，看了—看什么并不重要。我们牵着手，他说他七点钟得回家。分别前，我们在一家酒吧喝了一杯，凯瑟琳站在外面背对着我们，注视马路对面。她体态健美，但是因为神情恍惚而显得呆滞迟钝。

似乎我们应该若无其事地走向她，这样我们—她和我，就能结识，我想这正是理查德想要做的。但是他有点犹豫，结果她径直穿过马路走开了，步伐沉重，不知要往何处去。

“她是因为约翰病了而难过吗？她难道没想跟你一起去？”

“我们没告诉她，是啊，听起来很奇怪，但让她答应在这里上大学已经费尽周折了。她不想和他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