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假，你们觉得怎么样？”我问。

吉尔猛地向我转过身来，情绪之激烈，让我吃了一惊：“哦，简，千万别啊！”

“为什么不行？”

我看着汉娜—我们的调停人兼法官，她问我：“你是想丢下凯特一个人吗？”

“哦，简！”吉尔的情绪反应让我明白了，不管她是不是恨凯特，她满脑子都是对凯特的担心，完全昏了头，其实我早就应该预见到了。

“我不会离开伦敦，”我说，“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个，吉尔。不说别的，有安妮呢。”

“哦，是她！”

“是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就请一个星期假不来上班，行吗？”

“可我们都那么忙。”吉尔抱怨说。从汉娜脸上，我看得出她同意了。

“很好。”我说。

“不管怎么说，”汉娜说，“有点事情做做，让你没心思多想，肯定对你比较好。”

整个下午我都在等着理查德打来电话，可他却没打。六点钟的时候，我上医院去看望安妮。她坐在椅子上，一看到我，她就说：“我想回家，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留在这儿……”然后她开始说啊说，说个不停。

房间里另外三个女人都试图充耳不闻。其中一个人告诉我，安妮夜里大呼小叫，把护士喊过来，因为她不愿用按铃，直到他们给她吃了药，才让她闭嘴。

昨天听她们的说法，似乎她要在医院待上好几个星期；今天她们说会送她回家，这是因为她使得周围每个人都没法过活了。但是她在家可搞不定，她几乎无法行走。她一直在说：“可你们都会到我家里来看我啊，就跟平常一样。”原来，现在她把一个人在家的孤单和无聊都忘光了，家在她心目中俨然访客络绎，充满关爱的气息。等她在家了，她会说：“在医院里蛮好的，我没想离开呀。”因为她以前就搞过这一套。不管人在哪里，她都要发牢骚，要抱怨，搞得世界一片惨淡。

今晚我坐在那里，听她没完没了说个不停，强忍住猛一股要打她或使劲晃她好让她闭嘴的冲动，想想真是羞愧。我在想她的母亲，可怜的爱尔兰老太太，当时独自住在离霍尔本不远的一间简陋的房屋里，靠微薄的津贴过日子。老太太基本走不动了，天冷的时候，为了节省煤球，就成天待在床上。安妮现在想到母亲就痛悔不已，说她没有这一切，没有人跑进跑出给她送来饭菜，给她买东西—对那个老太太而言，这样的医院、安妮得到的这般照料简直是天方夜谭，离她的生活实在太远了，她根本就无法想象。她连个医生都没有，安妮说，老太太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