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极好。

当仁宗要他把立太子的奏章转交中书省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地拒绝了。这在后面和韩琦的谈话中证明，是一件绝对正确的决定。如果由他来转交，这就造成了一个说不清的事实。即，立太子这件事是由他司马光一手促成的。连命令都是他从皇帝那里得到，向整个中书省下达。

宰执大臣们被凉在了一边，完全被动。

这样做，简直是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自己，让除他之外的整个官场统统歇菜。这样贪婪的结果，就是把自己扔上了火堆，成为众矢之的，以他当时一个小小的修起居注的京官，简直是在找死。

尤其是韩琦当面就点醒他，当天到底和皇上谈了什么。别以为皇宫之内会有什么秘密，别想耍花样！而司马光的表现是非常的乖，他想了又想，选择说实话。“宗庙社稷之计”，就是立太子的事。整个事件过后，他让宰执大人们觉得他既敢做事，更能做事，难能可贵的又很会做人。

在这种认知下，韩琦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给了司马光一个天大的面子。某一天，一位姓陈的御史找到了司马光，像闲聊一样说。前些天某次会议上，韩相公跟我说，他很欣赏你。说你正在上书说建储的事，能不能把奏章先送到中书省呢？你想做这件事，别自立门户（欲发此议，无自发之）。

这是示好，也是示威，司马光再次面临选择。韩琦这是想收编他，让他成为中书省在这件事上的马前卒。按说也蛮荣幸了，和他之前的人生轨迹非常相符。

投靠过庞相公，为何就不能再投靠韩相公？

可是司马光那天偏偏又犯了沉默的病，他什么都没说，可没有表态，就等于拒绝。拒绝就是反抗！这可真是让人搞不懂了，他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半个多月之后，事情就真相大白了，人们从此才真正地认识了这个人。九月的某一天，司马光在写皇帝日记之余，再次抓到了一个好机会。仁宗那天心情好，很适合聊天。那么聊什么呢，在一个人悲痛的时候，让他陷进更大的悲痛里，才好说危机。

比如说国家需要太子，不立天下不稳。

在一个人心情好，体力好的时候，就要换一套方法。对方可以思考了，给他上次历史课。众所周知，司马光的历史水平在整个中华民族里都能排进前五，他挑了个近的，说唐朝的事。

话说唐朝神武，百事开明，出产的人物在各方各面都达到了一个顶峰，真是比我们宋朝强很多啊。比如说，宋太祖赵匡胤开创了科举制度里的殿试，从此让天下举子们都成为“天子门生”，只为皇帝服务，再不看座师的脸色。

可唐朝就有“门生天子”。连皇帝都是他们的徒弟。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唐文宗一直不立太子，死之后被亲近的太监们做手脚，从此随意拥立唐朝的皇帝，想让谁当谁就当，想让谁死谁就死。堂堂的天可汗的子孙，居然被太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陛下，您想让这种事在宋朝重演吗？

再没有犹豫了，仁宗下令司马光立即把文件送交中书省，把这件事确定下来。这一次司马光也没再推辞，火候到了。

再次来到中书省，他的神情动态再不是一个下属，而是位充满着神圣感的天使。他庄严地对韩琦等宰执大臣们说：“陛下决意立宗室为皇子，今天诸公如果不能及时议定，他日夜半，禁中出寸纸以某人为嗣，那时天下谁也不能违背了！”

义正言辞，说得也都是实话。现在皇帝的身体到了这地步，谁知道哪天驾崩？那时皇宫深处往好里说是皇后，糟一点就会是太监，来决定谁是下一任皇帝，难道那时做臣子的有权反对吗？

韩琦等全体宰执大臣一齐躬身施礼，同声回答：“敢不尽力！”

从这时起，司马光退出了立太子事件，从程序上，从官衔上，他都再没有参与的权力。那么转身就走，决不迟延，他留下的是倡议阶段起决定性作用的名声，以及让全体朝臣都又惊又佩的印象。就比如说大宰相韩琦。

你要我配合，我已经配合了。可绝不是你所希望的马前卒、小跟班，我以正道尽臣子的义务，转身把成果交给你时，神圣得无可侵犯，你必须向我低头！

这就是司马光的作风，万事都有依据、有道义，谁让他学问大，历史知识强呢。回顾一下倡议阶段的四位名人。范镇、包拯、唐介、司马光，只有他一个人在这件事里得到彩头，就此平步青云名利双收。有人会说，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司马光之腹嘛，干嘛这么刻薄？

对不起，一次是偶然，那么两次呢？这种作风，和这种结果，不久之后他就再次重演了一次。还是大家倒霉，他一个人得利！

接力棒传到了韩琦的手中，历代史书都说韩琦先生是仁宗、乃至英宗朝的两朝传承、居功至伟的大臣，没有他的努力，没有他近于霸道、专权一样的决策，宋朝就不会是历史里的样子。

其实哪儿跟哪儿，上面都已经说了，司马光把什么事都办完，直接把立太子的决定书交到了他手上，他所需要做的就是按令实施，走那些官面上的过场。

十月初，在官方场合，皇帝和宰执大臣们定下了皇子人选，就是前些时段里提过的，由仁宗和曹皇后主婚的“十三”。

十三是宋太宗第四个儿子商王赵元份的儿子，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个儿子，名叫赵宗实。生于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正月初三，4岁的时候进皇宫生活，因为仁宗的头生儿子早死。8岁的时候被退还王府，因为仁宗生出了第二个儿子。

他生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