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同的：在执政者眼中，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不可能发展；而在在野者眼中，浑水才能摸鱼，越乱越有机会。章太炎就毫不隐晦地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因为如果满人中出了尧舜，革命就没机会了，执政者越腐败越好、越残暴越好。在野者没有执政的包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也不需要知道柴米贵，轻装上阵，可以喊出最为动听的口号，反正自己没上台前无法验证、也无从兑现，上台之后，谁还敢来验证、要求兑现呢？

秦始皇威武的仪仗过去后，刘邦感叹“大丈夫当如是”，而项羽则说“彼可取而代之”。这种取而代之的欲望是中国历史上主流的政治动力。晚清搞政治改革，宽容度之大史所罕见，非但没有能够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反而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离心散乱。因为，很多人趁此良机想“彼可取而代之”，无论打着什么旗号，核心目的就是夺权，主导口号就是“我能”。

打倒与推翻只能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至于经营的很多具体问题，不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就能解决的。但是，从晚清直到改革开放，近七十年的社会资源除了应对外敌入侵外，被过多地耗费在了打倒与推翻的内耗、翻烧饼似的折腾，而没能集中在基本的政治制度（如文官制度、权力制衡等）及民生建设上。

无论改革还是革命，都只谈形而上，注重权力的掌控，而不关注形而下，忽视民生的提升，导致这种改革或者革命无法令普罗大众真正分享其成果，却要承担其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埋下了“继续革命”的种子。

大清帝国的覆灭主要不在于立宪与否及立宪快慢与否，更不在于大清统治者的漠视民生，而是由于在错误的时机放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令天下群雄以为跑出来了一只鹿，纷纷追逐，将全社会特别是精英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逐鹿之上，民瘼民生当然就只能服从、服务乃至牺牲于这个“大局”。

5

体制外的在野者总在想着“砸烂一个旧世界，缔造一个新世界”，当然这个新世界必须由他说了算；体制内的当家人也未尝不想改建扩建乃至推倒重建，当然前提是自己还是主人。李鸿章之流的“裱糊匠”，很难在中国历史上“伟大”起来，因为他的职场定位实在太缺乏鸿鹄之志了——尽管中国更需要的正是“裱糊匠”，而非“拆迁队”。

耶稣曾说，如果你自认为无罪，就可以拿石头砸死那个妓女，结果所有人扪心自问后都放下石头默默离开。但是在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大家一哄而上拿石头砸死那个倒霉的妓女，然后回家说“我只是被裹挟了一次”而已。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政权垮台后，墙倒众人推，绝大多数都坚称自己“无责”，迅速地进行切割，仿佛自己从来没有在这个政权中生活过一般，账都要算在“万恶的×××”（代入原政权领导人的大名即可）身上。

6

作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我研究历史也有自己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是以人性为中心，而不是以被夸大的神性或魔性为中心。在此中心之上，利益与权衡就是“两个基本点”，利益是外在的砝码与动力，权衡则是内在的行为与抉择。

无论是内生型改革，还是外生型革命，“自利”总是必然的第一目标。阿Q的革命理想就是摸摸小尼姑的光头、睡睡秀才娘子的大床，当然最好拖上吴妈。我相信，这才是大清国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显规则。承认显规则的存在就可能对利益进行制约，一旦显规则成了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非要把阿Q的欲望伪装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吴妈和小尼姑们就完全可能要为革命而牺牲自己，并且是默默地、或者是“被默默地”。

利益所系，小到清末上海股灾，中到四川保路运动，大到辛亥革命。利益是无数动人口号背后的真正目的。不去细细解剖这些利益的复杂细节，我们将完全迷失在历史的迷雾中。讲利益并不可笑，也不可耻，更不可怕。可笑、可耻而可怕的是，把自利隐藏起来，口蜜腹剑，听到的是口号，看到的则是拳头与棍子。

7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的“君”其实就是公权力、已经掌握公权力或正在追逐公权力的人，如果将“君”放在第一位，当然是“民”的灾难。当权者如此做是“民”的当下灾难，夺权者如此想则等于是预约了“民”的下一场灾难。

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固本培元。

落雨大，水浸街……

（雪珥记于2010年11月悉尼-北京-广州途中）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两个女儿，Berall和Ceri，她们正在努力睁眼看中国。

引子 帝国出轨

没有任何天文记载表明，1911年的第一场雪，是否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

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昌，秋天的干燥气候还未完全退去。10月10日，极其普通的一天，一声枪响却在大清国酿成了全面雪崩：先是惊扬起几片雪花，尔后这些雪花凝成了一个雪球，继而越滚越大，声响也越来越洪亮，终于湮没了一切，落了片白茫茫大地——似乎真干净。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此时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一家狭小的中餐馆内，有个人正端着盘子——他此时的头衔是“企台”（餐厅服务员），为一位名叫卢瑞连的老板打工。两个多月后，“企台”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