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商场应酬时人们还称呼他为“府台”。

如今他是施总，川汉铁路公司的CFO（总收支）。五年前（1905年），当他带着干部身份这一救生圈下海时，那可是由煌煌的中央政府文件任命的，而且是最高级别的文件——圣旨。川路公司已经在两年前（1907年）改成了商办，但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依然由上级指定而非股东会推选。施总成了众多兼跨官场、商场的“两栖干部”之一，头上帽子红灿灿，保障着退路，而腰里钱包则是鼓囊囊的，代表着一个弄潮儿在清朝新政中的巨大收获。

施典章并不满意自己在政治上的进步。参加工作以来，在官场中辗转迁徙，他也就先后混了个琼州（海南岛）和广州的知府。当年的琼州可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地方，有点门路的干部都不想去这样的地方“大有作为”。施典章扎根天涯海角几年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终于熬到了广州知府，一跃进入大清国搞“洋务”的一线干部行列。广州此时虽被上海压了一头，但好歹也还是繁华所在，这令籍贯四川泸州的施典章成为川籍干部中少数号称懂些洋务、懂些经济的人物之一。

1909年12月10日，川汉铁路在四川宜昌举行开工典礼。在这场财富盛宴中，施典章等一批弄潮儿获得巨大收获。

施典章这个官当得很平淡，没留下什么值得回味的东西。唯一能被算上轶事的，大概是后来的北师大校长、广东新会人陈垣在参加广州府试时曾受到当时担任主考官的施典章的刁难。施典章在陈垣的卷子上批道“直类孙汶（文）之徒”，后又把“孙汶”圈去，改为“狂妄”。陈垣因此被排除出复试之列。但在舆论的压迫下，府学不得不在最后时间把他的名字补上。陈垣后来回忆此事，作过这样两句诗：“犹忆当年施太守，嗤余狂妄亦知音。”

开了眼界的施典章，盘点了自己的人生：仕途上蹉跎半生，只混了个厅局级，凭自己有限的才干和更为有限的人脉，要继续走“红道”的话，前景实在暗淡。正好当时有个机遇，国企川路公司需要一名干部负责投资事务。施典章既是四川人，又有着抓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级别也够。经过一番运作，在川路公司总经理（总理）乔树枬的引荐下，他得到四川总督锡良的赏识，终于下海经商。

乔树枬也是四川人，当时还兼着教育部部长助理（学部左丞），主要还是在北京为公司打点高层公关。乔树枬外号“乔壳子”，相当聪明，曾做过司法部司长（刑部郎中），在高官多如牛毛的北京城里是一名很普通的干部。“乔壳子”能力很强，当刑部郎中时分管的工作就是“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谳”，这是个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结交了不少高层领导。当中央政府决心开设川路公司时，他就成为该公司的首任“总理”——川路公司最早打的是“官商合办”的旗帜，需要在领导层中安排民众的代表，乔树枬就因此下海，却带着“救生圈”：他并没有从学部辞职，而是兼跨做官及经商两头，这也是当时大清国官员下海的通例。

老乔因为很听领导的话，善于揣摩领导意图深受赏识，实际上是川路公司的头号人物。而川路改为商办后，由上级任命“总理”的方式并没改变，并且在成都、宜昌和北京三处设立办事机构，任命了三处的“总理”；老乔便被任命为驻京“总理”，继续负责打点高层公关，权力还是基本握在他的手中，施典章的任命就是他一手促成。这令老乔在随后的川路风波中成为知名人物，并在辛亥革命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施市长”成了“施总”，工作地点也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手里的权力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大大扩大。尽管只是一名享受厅局级待遇的企业干部，他却掌握着一个在上海滩乃至全中国畅行无阻的法宝——资金，足足有350万两的白银！这是川路公司已经筹集的资本金中的一半，施典章把其放在上海这个金融中心进行“资本经营”，期望着用钱生钱。即使在上海，这也绝非一笔小钱，施总的晚餐如果多吃几颗川椒的话，上海滩第二天就一定会感受到那股呛人的冲劲。

比起以老窖而著名的家乡，施典章更为习惯生活在这个华洋杂处的“东方巴黎”。巨大的权势令他并不艰难地弄明白了一个硬道理：这个大都市表面上充满了歧视，却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你的钱包有多厚，你的嗓门就有多粗；坐拥350万两白银的施总，当然是能绕梁三日的男高音！

修路致富经

川汉铁路的建设，一直是大清国的重点工程，而且是重中之重。“要想富，先修路”的经济驱动之外，这条拟议中的铁路也成为对抗英、法在大清国西南地区边疆不断扩张蚕食的战略布局。

但是，一心雄起的大清国却尴尬地遭遇了致命的肾亏——财政没钱。于是，发动民间的力量就成为几乎唯一的选择。川路公司尽管在创立伊始定性为国有企业，其资金却依然大多来自民间，而且是来自向全省农民强行摊派征收的“租股”。这与其他铁路的民间资本主要来自商界投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埋下了日后酿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而终至不可收拾的伏笔。

几年来川路公司终于筹集了近千万两的资金，这都是“川人一点一滴之膏血，类由倾家破产，敲肌吸髓而来”（《民立报》），但离川路建设所需的5000万两资金还差得远，这便正好被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