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们。

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湘军，令湖南的士绅阶层在军功的护卫下掌握了远比传统的乡村话语权更为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早在1857年（咸丰七年），湘军著名将领胡林翼就发现，湖南各州县的征粮征税都依靠“刁绅劣监包揽完纳”，“其零取于小户者重，而整交于官仓者微，民谓之曰‘蝗虫’；其挟州县浮勒之短，而分其肥不遂，则聚众告漕哄仓，官又谓之‘蝗虫’”。

在晚清轰轰烈烈的民营铁路建设中，这种“蝗虫”依然出现：湖南、四川等地，所谓的民营其实全靠强行征收租股，掌握实权的乡绅们上下其手，从农民那里敲骨吸髓所得，很大部分都被他们巧取豪夺，政府则背上了勒索的恶名，公共财政却并未得到改善。

王先谦就是其中的弄潮儿。他曾经以爱国为号召，鼓动张之洞花费双倍的高价从美国人手中赎回粤汉铁路，而他自己也于1905年在长沙组建“粤汉铁路筹款购地公司”，号召湖南人民踊跃购买股份、爱国救国。而他本人却在高喊爱国口号的同时，死死捂住钱袋子，盯上了免费的“干股”——“有问以曾入股若干者，答曰，吾为总办当坐分红利，何须入股”。

从来没有商人会如同大清国的铁路老板们那样成天将拒绝外资的爱国口号挂在嘴边。在王先谦鼓动下用巨款从美国人手里“收回利权”的粤汉铁路，利权却既没有归于政府，也没有归于百姓，而被“爱国者们”中途截留了。

1902年，八国联军向清廷移交京榆铁路管理权，督办铁路大臣胡燏棻、直隶总督袁世凯同英国武官办理交接手续。京榆铁路是指由北京经丰台、廊坊、天津、唐山至山海关的一段铁路的旧称，1900年被八国联军占据。

“爱国者们”将粤汉铁路公司根据省界分成广东、湖南、湖北三个公司，以满足三省各自“宁为鸡头”的愿望。三只“鸡头”中，筹资进程一度最顺利的是广东公司，但“绅商意见不洽，总办又未能和衷，以致迭起风潮，时有冲突。最后则有查账之龃龉，开会之喧斗，种种扰乱，路工因之稽迟”，“董事结党盘据，欺吞冒滥，久为众股东所指摘，深虑万无稽核，将股东血本终至缺蚀”。其中一位名叫金的董事，看来是在官商两界游刃有余的高手，“利用官威，以箝制股东……稍与辩论，辄架破坏商办大题，反噬挟制，凶悍险诈，无所不至。盘据把持……股东查账，又藉词票举，以图抵制”。公司内部选举贿赂成风，银子开路；政府或者股东会前来查账，更敢于拒绝出示账本，“匿单抗查”。

王先谦主持的湖南公司，先是靠政府的公权力强制征收租股、房股、米捐、盐厘，但杯水车薪，正好再发行300万股铁路有奖公债，奖金之丰厚全球领先，特等奖奖金为3万两，而券面价值仅4元，足足是7500倍。这些敢为人先的改革举措，却依然难以拉动投资。

“以顽钝无耻之小人而握路矿之权”，小股东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权益能得到任何保障，“铁路至今未刊印股票，又无息折，商会收股二百余万，仅给收条，以故各处愿入股者多观望不前”。王先谦“其生平淫而好利，既揽路权，遂以公司为利薮，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