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设局多年，徒资坐耗。”然后宣布：“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更为重要的是，文件要求“自降旨之日起，所有川湘两省租股一律停止”。

长期近距离观察大清政治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Morrison）认为：“（中国政府宣布干路国有的）时机很好，因民众已对各地方当局在获得筑路权后之屡次失败感到厌烦，民众更厌恶种种无休止之争论、贪污腐化以及挥霍公共财物，而当民众逐渐认识铁路之无限价值时，他们就更加支持由中央政府制订一项强有力的铁路政策。前景是美好的。这道上谕……受到普遍赞扬。”

显然，莫理循与石长信、盛宣怀及载沣等，都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智慧、能力和厚黑。铁路国有政策虽然能大大减轻农民负担，但这受惠的一群却正是沉默的一群，他们没有能力来表达支持，正如他们之前没有能力表达反对。整个大清政权将如同杨度一般，面临“被剁椒”的命运……

恭亲王奕䜣

奕䜣（1833～1898），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死后，他与慈禧发动辛酉政变，控制了中枢机关，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成为权势威赫的铁帽子王。作为清廷贵族中难得的有才识者，奕䜣几乎一手导演了随后三十年间的王朝改革，从总理衙门到洋务运动，从近代海军到近代教育……

第四章 紫禁城面瘫

取缔“租股”，严禁用公权力强迫农民以交租的方式“被当股民”，这一减负举措被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彻底扭曲。紫禁城的脑部信号无法在帝国的脸面上准确地表达出来，还有什么痛苦能比得上“面瘫”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呢？

“盛”名之下

大清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异数，他的官运亨通、商战经历、财富传奇，无疑属于那种令人艳羡、嫉妒到咬牙切齿的成功人士。无论对内对外，他都是个强势的人，他强力推进铁路国有政策……

久未登台的盛宣怀，渴望的就是一亮相便能赢得满堂喝彩。

这本就是他的舞台。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到1908年，在这12年的时间里，他都一直是中国铁路这个舞台上的名角。但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他被赶到了上海，以邮传部副部长（侍郎）的身份谈判对外商约。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却依然是个副部长；更尴尬的是，部长（尚书）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属唐绍仪。于是，两人都只好称病。唐绍仪勉强干了几个月，终于离职。而盛宣怀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

与他有同样郁闷经历的还有端方。早就是封疆大吏的端方，1909年在直隶总督任上被人砸了黑砖倒台，而理由十分可笑——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沿途派人照相，构成“大不敬”。端方憋到了1911年才重新出山，督办川汉、粤汉铁路。

这两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同时分管铁路，两柄宝剑的寒光毕露，雷霆手段频出，令向来软弱的大清朝廷在铁路国有问题上突然雄起，寸步不让。

打趴胡雪岩

盛宣怀绝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异数，属于那种令人艳羡、嫉妒到咬牙切齿的成功人士。

首先，盛宣怀的官运实在亨通。如同那个年代很多成功人士一样，他也在科举场上十分失意，但自从他担任李鸿章的机要秘书之后，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于任事，他开始在大清国的官僚体系中青云直上，最后终于成为部长级高官，而且执掌的是权势最大、油水最多的中央机关——邮传部。邮传部掌管着邮政、电信、铁路、航运等新兴垄断产业，是大清国各派政治力量PK的主战场。从1906年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该部在六年间居然十三次更换部长，竞争十分激烈，被当时的媒体戏称为“运动部”。

比部长级别更令人羡慕的是，盛宣怀从踏进机关大门的第一步开始，一直都是脚踩官场与商场两只船；而且与胡雪岩那种挖空心思挤入官场内寻找靠山的买卖人不同，盛宣怀下海，都是由组织任命、带着红头文件和财政资金的。当然，盛宣怀也充分展露出了其出色的商业才干，在官方资源的强大支持下，无论“外战”还是“内战”，几乎无往而不胜。

大清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政”，是所谓“一只手捞十八颗夜明珠”的猛人。

“外战”方面，他的经典案例就是成功收购美资旗昌轮船公司。在一系列两败俱伤的价格战幕后，大清国充分发挥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强大优势，不仅授予轮船招商局垄断经营权，而且还提供财政贷款。而又正值美国资本方计划实行战略转移，从中国撤资改投美国新兴的铁路大建设，旗昌轮船上终于升起了黄龙旗，降下了星条旗。在轮船招商局将旗昌公司纳入怀中的同时，主导收购事宜的盛宣怀也乘机将轮船招商局纳入自己怀中——以徐润为首的招商局原各级官员，或因腐败问题，或因能力问题，受到了整肃。

“内战”方面，盛宣怀最富传奇性的案例就是将财神胡雪岩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