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步发展到刀兵相向的地步！而官方的逮捕行动，正好为这个可能的计划链条补上了最为完美的一环。

投枪与匕首

赵尔丰下令开枪后，第一道指令就是立即查封《西顾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等保路派的宣传机器。

没有任何人对此感到意外，因为缴除敌人的武装是很正常的行为，而除了那些租界内洋人办的报纸外，大清国林立的报刊无一不是某一机构或组织的喉舌，是与枪杆子同样重要的笔杆子，是投枪与匕首般的政争武器。

真实与真相从来就不是大清媒体的使命，不择手段的政治攻击、舆论引导（无论“正导”还是“误导”）才是其第一任务，不同派别的报纸相互之间的区别无非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胜者王侯”与“败者贼寇”的分野。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大清国的第一波办报高潮是在戊戌变法期间，第二波则是在辛丑变法（1901年）期间，尤其在清政府明确宣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报纸开禁的同时，清政府试图以法制化的方式加强管理。1906年7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出版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由商部、巡警部、学部共同制定颁行。1908年3月，《大清报律》经宪政编查馆审核议复后，正式公布。该法律几乎完全套用了日本的报律，限制性的内容也基本符合国际惯例，主要涉及司法独立（禁止旁听或未经宣判的案件不得报道）、军事机密、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等。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将大清国的社会制度作为最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之一，严禁报刊刊登“淆乱政体之语”。1911年，《大清报律》作了修订，颁布了《钦定报律》，减轻了处罚力度，但丝毫没有放松对“淆乱政体”等言论的处罚。

国家机器对于新闻媒体进行限制和管理，也是当时的国际惯例，对于大清国而言，更为符合朝野上下对新闻媒体的定位。在时人眼中，媒体的作用首先就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说得很透彻：“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陵夷而肇中原陆沉之祸。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盛世危言·日报》）同时，媒体也是救亡图存、打击敌对势力的武器，郑观应说：“东西洋各国政府均有津贴报馆之例，凡政府所不便言者，授意报馆代为发挥，所以励一时之人心，探中外之向背，关系非浅。”

在当时的政府、立宪派及革命派之间，媒体工具论成为极少数他们能实现共享的认识。康梁自戊戌政变流亡后，便将报刊作为武器，发动了针对慈禧、荣禄等的宣传战。梁启超晚年曾明确承认，当时的不少文字毫无事实可言，不可采信。而革命派的报章对类似法国大革命的尸山血海的推崇，更是不绝于书。

在这些不同的政治派别眼中，报刊只能是政治斗争所需要的机关报，与战场上的机关枪没有本质区别。各方的手法也如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清政府全力动用公权力，胡萝卜加大棒，确保喉舌发出该发的声音，不允许随意叹息，即使弄得千报一面，“摭饰浮词，雷同附合”（宣布停办《时务官报》的上谕）；另一方面，反对者在机关报上猛打机关枪，“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双方竞相将自己打扮成天使，将对方打扮成魔鬼，“徇情面，行报复，深文曲笔，以逞其私图”（郑观应语）成为笔杆子热战的主流，至于民众的知情权无非是广告词而已。

李鸿章在1896年访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陈：“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在大清国，党同伐异成为各种政治派系共享的主流思想，诚信和公理则成为全社会的稀缺资源，民意便成为群雄追逐的“鹿”，媒体就只好成为投枪与匕首。

信息战

那份在惨案前夕号召民众与政府“同归于尽”的《西顾报》，诞生于1911年7月26日，在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的一个月后。

在此之前，一份名为《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的日报已经创刊，作为同志会的机关报，而这份《西顾报》则作为川路公司的机关报。办报是一件烧钱的买卖，这对这两份机关报来说并不是问题，经营混乱、建设迟缓的川路公司在这方面十分大方，拨出了巨额专项经费——当然，并没有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尽管他们总是指责政府的决策没有征求股东们的意见。

《西顾报》从创刊到9月7日被查封，历时44天。这44天中，每日出一大张，除第四版刊登广告外，其余三版大部分都是有关保路运动的宣传品，内容分为社说、京外纪事、本省纪事、要件、时评、文苑等，还间插漫画。《西顾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