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不检，用人太滥，难辞疏忽之咎。现在业已革职，即着毋庸置议”。

蜀道之难

端方被革职后，过了两年的寂寞时光。这对一个年富力强又有丰富从政经验，并对国际大势知之甚深的人来说，当然是痛苦的。

铁路国有成为他政治翻身的机会，自被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后，端方就一头扎进了工作。然而，正如盛宣怀、岑春煊一样，这三个人都是久困牢笼的猛虎，放出来后急于建功，一味躁进。盛宣怀、端方先受理路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这种雷霆手段本是处理此类乱麻般纠葛的不二法门，广东、湖南、湖北迅速见效，却奈何四川地方官员存了私心，阳奉阴违，导致了湿手抓面团，成了僵局。而岑春煊一边倒支持商办的主张，是另一种躁进，只是方向与盛宣怀、端方相反。

原本，端方与盛宣怀一样，都是主张强势贯彻朝廷精神的，但武昌暴动后中央政府底气丧失，而新生的资政院又还在宪政“实习期”，把宪政这辆进口豪华车开得七倒八歪，中央政府居然被压服，拿盛宣怀当了替罪羊，还要求处以极刑。端方也是被攻击的靶子，但他毕竟在外手握雄兵，自然无恙。端方很见机，随风调头，来了个“左满舵”，从坚决要求镇压闹事者变成了坚决要求释放无辜者，而“川乱缘起”也被他改为“实由官民交哄而成”，并弹劾了赵尔丰等四川官员。中央政府下令将被弹劾者革职拿问。

端方一转舵，在第一线的赵尔丰就落了个里外不是人的境地，他随即多次弹劾端方“济乱”、“诡谲反复”。11月2日，赵尔丰上书中央政府，痛斥端方，说川路纷争还在合法、和平范围内进行时，端方不断来电要求采取强硬措施，而等到他将蒲殿俊等抓捕后，端方却又变了脸，主张应该赶紧放人，认为首要一放，乱事就能平息。赵尔丰认为，“事理自有是非，法律期无枉纵，若竟不究虚实，旋拿旋释，不徒有伤政体，抑亦无此办法”。他认为，自己之前不拿“因其无罪而宽之”，随后抓捕“因其罪著而执之”。

11月5日，被端方弹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