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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督尹昌衡、罗纶接见外宾。

赵尔巽在离任时把尹昌衡向继任总督、自己的胞弟赵尔丰作了推荐。赵尔丰到任后，即任命尹昌衡为陆军小学的代理总办，为尹昌衡在新军中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地；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这位着力培养、极其信任的年轻军官手中。

尹昌衡虽然年轻，手段却极其老辣。他依靠着川籍军官的力量，与失意的谘议局副议长罗纶合作，一个动用军方的力量，一个动用会党的力量，成功地赶走了蒲殿俊和朱庆澜，夺得了政权。

赵尔丰的首级被挂在长杆上，在成都城内游街示众。这与其说是对反动的旧官僚的清算，不如说是新政权对一切潜在的敌人的警告，而这种敌人往往是他们内部可能与其竞争的同志兼兄弟。排长贺国光奉命将老长官的首级浸泡在酒精中，预备送到川藏边（西康）去示众，那里正是赵尔丰为国家建立功业、为自己赢得“屠户”名声的地方。后来，这一长途示众的计划取消，贺国光奉命安排人员将赵尔丰的头身缝在一起。

郭沫若记下了民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微妙反应：“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

拿着赵尔丰人头当投名状的尹昌衡，几年后被袁世凯诱捕——赵尔巽要为其弟报仇，赵尔丰之女又是袁世凯的三儿媳。多亏尹昌衡还曾经认过段祺瑞为老师，才保住了性命。这位果敢的时代骄子，出狱后就远离名利场，以教书写书为生。

赵尔丰之死给时人留下的最大教训或许就是：当你手上还有枪杆子的时候，要紧紧握住，不能轻易予人。

1911年冬，孙中山自欧洲回国途中在轮船上留影。

武昌起义期间，孙中山身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5日抵上海，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尾声一 涛声依旧

没有任何天文记载表明，1912年的春天是否比以往的春天更为明媚。

这一年5月，中华民国元年的5月，川汉铁路公司又一次在成都召开了股东大会，继续讨论他们胶着了两年、闹得全国风云变色都没能解决的问题：铁路国有。

川路公司向北京派出了代表团，由在川及在京的知名“格老子”组成，其中就有我们已经熟悉了的蒲殿俊、邓孝可等人。他们的谈判对象是民国的交通部——一个由大清国邮传部整建制改编过来的肥水衙门。除了“反革命”的盛宣怀早已在革命前就被清理出队伍，这个衙门涛声依旧，只是大家伙儿都换上了新发型、新服饰，果然是“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新衣故人，心照不宣。几个月后，交通总长朱启钤就与川路公司代表签订了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合约。合约发布后，远在日本避风头的盛宣怀大跌眼镜：合约几乎全盘照抄了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