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把我安顿在厨房和厕所之间霍华德的房间里。

霍华德已经偷偷离家出走。他是跟殡仪馆老板的儿子乔·金斯曼一起走的，虚报岁数进了海军陆战队。正当两家人家在设法把他们弄回家时，他们已开往尼加拉瓜和桑地诺[4]及其叛党作战去了。安娜伤心极了，仿佛儿子已经死掉。她身材高大，精力充沛，因而一切都超乎常人，就连身上的种种也是如此：黑痣、疱疹、毛发、额上的肿块、脖子上的粗筋；她有一头颇有点魅力的螺旋形赤发，蓬松四弹，在后脑剪成鸭尾巴式，离耳根很高处缠得像乱麻一团。她本来声音很响亮，由于哭泣和气喘变得有气无力，她的眼白也因此泛成铜色，一张极度忧伤的脸，可怜巴巴的；她这人不懂得多想想。有些人就想得开，安于比她更糟的命运。劳希奶奶说过，就安娜在生活方面总的看来已可满足的情况来说，像她这样一个女人还想要什么呢？她的兄弟们替她找到一个丈夫，还出钱给她搞起一爿生意，她有两个孩子，房子是自己的，还有点房地产。要不，她也许还一直在闹市区瓦巴希大街那家女帽厂里干苦活哩。这是表亲安娜来和老奶奶谈话——来向一位博识的女人请教——之后，我们所听到的评语。她当时身穿套装，鞋帽俱全，坐在厨房桌旁，一面说话一面照着镜子，不是漫不经心，而是认认真真、一直不停地朝镜子里的自己看，一面愤愤地诉说着；甚至说到最伤心处，在哭得最凶、嘴巴拉得最阔时，也继续照着。妈头上扎着一条印花大头巾，把煤气灶上的一只鸡也烧焦了。

“亲爱的，你的儿子不会出什么事，他会回来的，”老太太对抽噎着的安娜说，“别的母亲也有儿子在那里。”

“我早就叫他不要再和那殡仪馆老板的儿子来往了。那算是哪门子的朋友？把他拉去当了兵。”

她把金斯曼家的人都看成是丧门星，我发现她上街买东西时，为了避开金斯曼家的殡仪馆，宁愿绕弯路多走几个街区，尽管她以前总是夸耀自己和金斯曼太太——一个个子高大、容光焕发、机警狡猾的女人——同属一个共济会分会，有钱的金斯曼夫妇是她的朋友。考布林那位当银行高级职员的叔叔死时，丧事就是在金斯曼殡仪馆办的。安娜的女儿弗丽德和金斯曼的女儿曾同到一个演说技能课教师那儿去补习。弗丽德有天使指点摩西用炉灰医治的那种口吃，可后来她讲话变得很流利，不再结结巴巴了。若干年后，在一次橄榄球赛上我去买红肠面包时，听到了她在讲话；那天我戴了顶白帽子，她已认不出我了，可是我还记得我曾教她朗诵“当寒霜落在南瓜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