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严厉。当时天气十分寒冷，地面冻得硬邦邦的，野草在严霜中东倒西歪地立着，河流冒着水汽，火车的汽笛把蒸汽喷向威斯康星似的广阔蓝天。草编座位上的铜扶手已被手磨得雪亮，硬硬的草垫颜色金黄，连橄榄色和褐色外套的褶痕也映出金色。西蒙粗腕上的黄毛更亮，他脸上的汗毛也是如此。现在他脸刮得比以前勤了。他还有了压低呼吸、向街上大声清嗓子的新的粗鲁动作。他的一切都有了变化，而且还在变化之中，但仍没失去那股子能支配我的魁梧壮健、独立不羁的帅气。虽然我的个子已长得和他差不多高大，我还是怕他。除了脸以外，我们俩的骨架不相上下。

我在火车站的工作注定干不好。也许是西蒙的那些警告害了我，我第一天去干活就被扣了工资，惹得西蒙老大的不高兴。我实在不行，每天几乎都要少块把钱，甚至做到第三个星期还是如此。由于每天准许我用的钱只比车费多两角五分——车费是四角——所以根本就无法掩盖住账目上的短缺。于是一天晚上，在搭车回家的路上，西蒙绷着脸，简单地告诉我说，鲍格已把我辞退了。

“人家少给我钱，我又没法追上去要，”我不断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扔下钱拿了报纸就走。我总不能离开摊位去追他们呀。”

他终于冷冷地给了我回答，充满怒火的两眼冷漠地朝寂然不动的冬日里黑溜溜的铁桥钢缆瞥了一眼，桥下河水中缓缓浮动着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同垃圾往回倒流着。“你呀，你不会从给别人的找头里扣回那笔钱！”

“什么？”

“还用我再说么，你这笨蛋！”

“你干吗不早告诉我？”我提高嗓门反问道。

“告诉你？”说着他气得把我推开，“要我告诉你别忘了扣上裤子纽扣么？仿佛你也像乔治一样没有脑子！”

他听任那位老太太对我大吼大叫，一句话也不给我辩护。在这以前，凡遇要紧事，他总是出来为我说话的。现在，他一直站在厨房里灯光暗处，一只拳头抵在臀部，上衣搭在肩上，不时去掀一掀正在热着晚餐的炉子盖，捅一捅煤。他对我这样无情无义，我感到很难过，不过我也知道，是我让他在鲍格面前栽了跟头。他曾经对他夸口说，自己的弟弟如何如何精明能干，结果却是一个十足的笨蛋。可是他派给我的是柱脚边的一个小摊位，那里几乎只有几个零星的顾客，加上鲍格发给我的制服只有一件上装，而且没有衬里，袖口破烂，穗带也已脱落。我独自一人站在那儿，即使有名流大亨过来，也没人给我指点。我只好靠胡思乱想打发时间，等待着午饭时间和下午三点休息时间到来，这时我就去西蒙的中心摊位，爱在那儿看他做生意——那儿生意兴隆值得一看——钱财滚滚而来，黑压压的来往旅客人流都知道，他们自己要的是什么口香糖、水果、香烟，还有那厚厚的一叠叠堆得像堡垒似的报纸和杂志，他这像盏中央大吊灯似的中心摊位，占了那么大的面积和空间，显得多有气派。我想，要是当初鲍格让我在这儿开始，而不是把我派到那只听见回声连火车都见不到的冷僻角落里去，我的情况就会好一些。

因此，我就有了被炒鱿鱼的耻辱，还在厨房里挨了一顿严厉的训斥，那位老太太好像就在等着这事发生似的，仿佛早就准备告诉我，我生来不幸，是个被遗弃的家庭的孩子，没有父亲管教便会出乱子，而家里只有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根本无法保护我们，使我们免受冻饿、苦难，不致犯罪，以及不惹世人之怒，因此我是犯不起错误的。也许，要是像妈曾经想过的那样，把我们送进孤儿院，情况反而会好些。对我来说，至少在吃苦耐劳方面会好些，因为我有好逸恶劳的性格。她说着这些令人难受的话时，那数落人的手指对着我直摇动，在这之前，她只是痛心地喃喃自语的；而随同那些话一起而来的是一连串闪电般的预言，这些预言是她平日里坐在那不大生火的火炉边，一点一滴地在脑子里积聚起来的。

“到我死了，躺在坟墓里的时候，奥吉，你都别忘了我这话！”

她那只渐渐垂下的手落在了我的手臂上；这动作纯属偶然，可令我大为惊骇，我大叫起来，仿佛这轻轻的一拍使我的灵魂受到十倍的重击。也许我是为我的性格而叫，使我意识到它的最坏之处，觉得自己这辈子直到老死，也没有希望变得好一点了；没有力量使我摆脱它，清除它，把我从中拯救出来。她已对我作出直到她身后再也不能撤消的判决。

“到我死了，奥吉，你都别忘了我这话！”

可是，口口声声讲到自己的死，她自己也受不了。在这之前，她从来没有对我们提到过她的死，所以这可说是她的一时疏忽。就连在这种时候，她还是像个法老[13]或恺撒[14]，大有一变成神之势——只不过不会有金字塔或纪念碑使她永垂不朽，因此比起他们来，她要差多了。不过，她张大着没有牙齿只有牙床的嘴，痛心地、可怕地喊出对我的判决时，使我大为震动，她有本领使这样的恫吓比普通人讲出来有力得多，只是，她也得为此付出使自己也感到的恐惧作为代价。

现在她又讲回到了我们没有父亲这点上。在这种时候讲这个实在糟糕，使我又连累了妈。西蒙一直站在煤烟熏黑的镀镍炉子旁，闷声不响，一味用火钳玩弄着炉盖杆上的钢圈。妈坐在另一个角落里，神情凝重，心有内疚，她被我们那爸轻易地弄到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