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试想一下，这儿有多少学问要我们去钻研——亚述巴尼拔[1]、欧几里得[2]、阿拉里克[3]、梅特涅[4]、麦迪逊[5]、黑鹰[6]——要是你不下一辈子的功夫，你怎能学得了那么多？同学们都是来自各地的移民子女，有的来自“地狱的厨房”[7]，有的来自小西西里，还有黑人区来的，波兰移民区来的，洪堡公园附近的犹太居民街来的，都经过各门功课的初步考试，同时也带来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把狭长的走廊和大教室都挤满了，带着各自的性格和细菌，经过熏陶锻炼，然后按计划成为美国人。在这种混合型的人身上，有着一种美——比例调和——还有年轻人的狂妄，叛逆型的脸孔，嚼过的口香糖般的纯洁，注定的劳工材料，未来的秘书队伍，丹麦人的稳重，拉丁佬[8]的机灵，老要感冒的数学天才，塞满耳朵屎的铲土工的儿子，有意施布雨露的生意人的女儿——这些都是庞大人群中形形色色极好的标本，是《圣经》里所讲的众生，受原动力驱使向西方迁移的父母的子女。或者像我，一个旅行推销员一夜风流的副产品。

按理说，西蒙和我中学毕业后就应该去做事，可是工作怎么也找不到。市立学院里挤满情况和我们相同的学生，由于失业，便得到了市政当局资助继续深造的机会，意外地得以研究莎士比亚和别的大师，他们的作品以及数理化知识，都是在公务员甄别考试中要考的。理所当然，这是不可避免的；要是你打算培养贫寒的青年去从事艰难的工作，或者只是不让他们捣乱滋事而要他们读书，在这班人中都会产生一些了不起的人物。我认识一个瘦弱多病、穷得没有袜子穿的墨西哥学生，身上、衣服上全是斑点和污渍，却能解出黑板上的任何方程式；另有一个中东欧移民劳工的子弟，对希腊文十分精通；有脑子灵得出奇的物理学家，有在手推车下出生的历史学家，还有许多性格坚强的穷孩子，忍饥挨饿，苦干八年，最终成了医生、工程师、学者和专家。我可没有这种特殊的热忱，从来没有人要我这么想过，而且我也从来没有为自己未来的职业着急担心过。我不认为应该为这事认认真真地去想一想。不过，法文和历史两门课，我摆弄得相当不错。至于植物学之类的课，还有我的图画，糟透了，乱涂乱抹一气，是全班最差的。尽管我做过艾洪办公室里的雇员，却没有学会多少整洁的习惯。而且，我现在一星期得工作五个下午，星期天是全天。

我已经不在艾洪那里干了，而是在闹市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