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足掉进去了。你们这些在苦境中长大的小伙子，天生是使监狱常满的料——还有教养院、收容所之类的地方。州当局旱就为你们预订好面包和豆子了。他们知道一定有些人到监牢里去吃的。他们也知道，预计能敲出多少铺路的碎石，可以指望哪些人来敲，预料什么人会到公共卫生所去接受疳病治疗。他们所预料的人，都来自这儿周围和全市类似的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相同的地区。这几乎已是命运注定的。要是你也让自己被这种命运所注定，那你就是个大傻瓜了。就像人们预料的那样，那些凄惨糟透的地方正等着你去哩——那些监狱、诊疗所和施食站知道什么人是天生的失败者，这些人很快会油尽灯枯、老朽无用，像个屁似的一下子变得无影无踪，毫无目标地鬼混一阵就完蛋了。要是你也这样，没人会觉得奇怪的。你现在摆的就是这个架势。”

接着他补充说，“不过我想，我会觉得奇怪的，（……）”

在艾洪完成他的说教之前，他又提及了另外一桩事情。“可是当我在考虑问题，在真正考虑问题的时候，我并不是个卑鄙的人。”这位台球房的王者和骗子天才说道，“最终，当然不能靠思考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和生命，但是要是你好好想一想，这世界就是最低的安慰奖。”

我认为，在这部小说里面，这应该算是一个转折点。有时候，小说在戏剧性的统一上颇有难度。为了这个正处于成长之中的小男孩，艾洪对监狱里的各种阴暗面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并且唤醒了我们记忆深处那些无所不在的暴力行为、不公正现象和愚蠢的举止。他对下层阶级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而我们对他的理解，似乎与我们阅读托马斯·格雷《墓园挽歌》时的感受相同：这是一个可能会成为伟人的人所拥有的潜质，只是尚未发挥出来而已。同样，他也感受到了自身所具备的资格，况且他还拥有对人生进行反思的本能。无论如何——这就是通俗的美式英语——而不是社会底层者的俚语。

所以当奥吉冲破藩篱，重新出发之时，他已经不再是赣第德或者科波菲尔，而这部小说也并不等同于霍雷肖·阿尔杰的故事。最后，奥吉很多处于社会底层的亲戚确实是在“那些机构中”终了一生的，他们之中的所有人都不幸地被言中了，还有一个家庭——即奥吉那个智力迟钝的弟弟“家”——也是如此地令人痛心。贝娄眼里的芝加哥和厄普顿·辛克莱笔下的《屠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即使是在和平繁荣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贝娄也只能回忆起各种欲望和遭受剥削的苦涩，在搭乘火车遭遇偷窃时遇到的流浪汉所散发出来的恶臭，各种尖锐的阶级斗争，以及在所有非黑种人都被荒谬地归类为“高加索人”之前的那段日子里，贫穷白人之间尖锐的种族分歧。（西蒙煤场的其中一位司机害怕在“东欧人”住宅区的附近撞倒小孩子——正是这种对抗噩梦的办法，现在则被用来对付芝加哥的南部黑人。）

在奥吉干过的所有零星工作中（这些行当包括管家、卖鞋子的售货员和卖颜料的售货员，以及文学上的高级检查员），这三种得到最佳描述的职业都间接或者直接地表现了他内心的抗拒。在所从事的这些工作中，他感触颇深：作为一个为上层阶级服务的小狗美容师，他觉得有种被浪费的荒诞感；作为一个出版书籍的偷窃者，他在经典名著方面的知识逐渐得到了增长，甚至还让他结识了不少拥戴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作为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一名工会组织者，他也感受到了美国劳工运动的波澜壮阔。劳工运动确实也曾短暂地联合了所有的行业和种族，共同为诉求伸张正义。这些运动式的活动和扎克雷起义般的小插曲，在分类和拟声方面唤醒了贝娄那无穷的力量和潜能：

来的有在各家旅馆工作的希腊人和黑人女服务员、勤杂工、看门人、衣帽间职工、女招待（……）各式各样的人物不断到来，地下管道工、管仓库的、烧锅炉的都纷纷露面，还有维修工、快餐店职工，还有头戴凹顶软毡帽、俨如大公爵的法国人，自称是“美容厨师”，活像是个歌手，不摘下手套就在名片上签名。此外，还有一脸瘾君子苍白脸色的吸毒老头，手持早期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会员证的人物，拿着介绍信来说明她们所提要求的东欧移民妇女，各种各样有着饱经沧桑面孔的人，体弱多病的人，醉醺醺的人，有的茫然失措，有的天真无邪，有的一瘸一拐，有的缓缓而行，有的精神错乱，有的固执偏激，从全身烂透的麻风病人到充满活力、腰肢笔挺的漂亮女人。因此，要是这些人跟组成薛西斯国王或君士坦丁大帝大军殿后的那些人没有相同之处，那么新鲜事物就一定产生了。但这些人留给我的印象是有一种古老陈旧之感。我以为幸福和欢乐是永远不变的，可是它们的反面会有多大的变化呢？

后来，当奥吉在墨西哥漂泊时，他遇到了反对派的化身，列夫·托洛茨基本人：

我被这位了不起的名人搅得心情激动。我相信，他之所以使我这般激动，是由于他那一瞬间留下的印象——不管他乘的是多么老式的汽车，他的随员是如何古怪——他使你感受到巨星的指引，最崇高的思想，用最普通的词句阐明人间最深奥的道理。要是你也和我一样，潦倒到远离高高在上的明星，漂泊在不同的航道上，只是在浅水湾里划着小船，从一个蛤耙爬到另一个蛤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