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愚蠢非凡，而真正诡计多端的可也少得可怜。真正聪明伶俐的共和党人只有百万富翁和他们的自觉的仆从。他们明白自己利益的所在，还明白个中的道理。”

“我是个共和党人，”摩斯先生轻描淡写地插嘴说。“请问，你把我派作哪一类人呀？”

“嗯，你是个不自觉的仆从。”

“仆从？”

“是啊。你为大企业工作。你没有工人阶级的主顾，也不接刑事诉讼。你的收入不靠打老婆的无赖和扒手。你靠社会的主子们过活，而谁喂养一个人，谁就是这个人的主子。是啊，你是个仆从。你的兴趣是，为财阀集团服务，增进它的利益。”

摩斯先生脸上有点儿红了。

“老实说，先生，”他说，“你的口气真像个流氓式的社会主义者。”

这时候，马丁说了那句话：

“你痛恨并惧怕社会主义者；可是什么道理呢？你不了解他们，也不了解他们的主义。”

“你的论调听上去实在像是社会主义，”摩斯先生回答，这会儿，罗丝心焦如焚，一忽儿望望这个，一忽儿望望那个，摩斯太太呢，看到这一回总算激起了她夫君的反抗情绪，乐得眉飞色舞了。

“只因为我说共和党人全是帮笨蛋，认为自由、平等、博爱这套骗人话已经破了产，可不足以说明我就是个社会主义者，”马丁笑嘻嘻地说。“只因为我对杰斐逊和那个灌输给他思想的不科学的法国人提出疑问，也不足以说明我就是个社会主义者。请相信我，摩斯先生，我是社会主义的死敌，你比我要接近社会主义得多呢。”

对方无言以对，只能这样说：“你这会儿倒开起玩笑来啦。”

“哪儿的话！我说得再正经也没有。你仍旧相信‘平等’，然而你在为大企业工作，而那些大企业正一天天地在忙着消灭平等。只因为我否定平等，只因为我所肯定的原则正就是你所奉行的原则，你就管我叫社会主义者。共和党人是平等的死敌，尽管他们多半嘴上就喊着平等的口号，来对平等作战。他们用平等的名义来消灭平等。因此我才说他们是愚蠢的。说到我自己，我是个个人主义者。我相信‘捷足先登、强者必胜’。这是我从生物学上学到的道理，或者退一步讲，自以为学到的道理。我说过，我是个个人主义者，而个人主义正是社会主义的世代相传、天长地久的敌人。”

“可是你时常光顾社会党人的集会，”摩斯先生想难倒他。

“那当然啦，就像奸细时常光顾敌人的营盘一般。不这样做的话，你怎样了解敌情呢？再说，我觉得参加他们的集会很有味儿。他们是出色的战士，不管对不对，他们都看过书。他们当中随便哪一个，关于社会学和其他所有的‘学’，比一般企业巨子，都要懂得多得多。对，我参加过五六次他们的集会，可是这才不会使我变成社会党人呢，正像听查利·哈泼哥德演讲，不会使我变成共和党人一样。”

摩斯先生有气无力地说：“我还是不能不认为你倾向于社会主义。”

马丁心想，天哪，他听不懂我在讲些什么呢。他一句话也没听懂。他到底把他受到的教育搁在哪儿呀？

这样，在思想成长过程中，马丁正面碰到了由经济条件决定的道德观念，换句话说，阶级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不久就成为他心目中的一头狰狞可怕的怪物了。拿他个人来讲，他是个富有理性的道德家，觉得他周围的人们的那种道德观念比大言不惭的陈词滥调更讨厌，这种道德观念是一味奇怪的什锦菜，包括四种成分：经济的、形而上学的、感情的和模仿的。

他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尝到了一匙这种奇怪的什锦菜。他妹妹玛丽安跟一个刻苦勤勉的青年技工过从甚密，这技工是德国血统，他精通了修自行车的技术后，自己开了一家铺子。这还不算，他弄到了一种低档的自行车的特约经销权，干得很得法。不多久前，玛丽安上门来看马丁，说她已经订婚了，那一次，她跟马丁开开玩笑，给他相手、算命。第二次，她带了赫尔曼·冯·施米特一起来。马丁尽了地主之谊，祝贺他们俩，话说得又轻松又漂亮，使他妹妹爱人那农民头脑感到不快。马丁把他为了纪念玛丽安上次来访所写的那六节诗朗诵了一遍，使客人的印象越发坏了。那是一首社交诗，写得又轻松又巧妙，题目是《手相专家》。他朗诵完毕，一看他妹妹脸上没有一丝赞赏的神色，不禁吃了一惊。她反而把眼睛不安地死盯着她未婚夫，于是马丁顺着她的目光一望，只见这个大人物不端正的脸上一副阴沉沉的不满意的表情。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他们很早就告辞走了，马丁也就把它忘个干净，虽然他一时实在想不通，竟然还有一个女人，即使工人阶级的女人也罢，听到有人把她写在诗里，会不感到受宠若惊。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玛丽安又来看他，这一回是一个人来的。她二话不说，就开门见山地谈，伤心地怪他那件事干得不应该。

“什么话，玛丽安，”他叱责她说，“听你的口气，真好像你觉得我们这些亲戚叫你丢脸似的，不管怎么样，至少我这位亲哥哥使你这么感觉。”

“我正是这个意思，”她脱口而出地说。

马丁见她委屈地眼眶里噙着泪水，不禁为难起来。无论如何，她可不在装假啊。

“可是，玛丽安，我把自己的亲妹子写在诗里，你的赫尔曼凭什么要吃醋呢？”

“他并不吃醋，”她抽抽搭搭地说。“他说这是不正经的，下——下流的。”

马丁诧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