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

一栋十九世纪末的五层楼房。和39号楼是一个整体，被奥尔纳诺大街、埃尔梅尔路和两栋楼后面的辛普朗路环绕。两栋楼很像。39号楼标了建筑师的名字，黎什福，还有盖楼的年份：一八八一年。41号楼肯定也一样。

从二战前直到五十年代初，奥尔纳诺大街41号是家旅馆，39号也一样，叫金狮旅馆。战前，也是在39号，有一家咖啡简餐厅，是一个叫加扎尔的人开的。我没有找到41号那家旅馆的名字。五十年代初，这个地址上挂的是奥尔纳诺酒店和单间公寓出租公司的牌子，蒙马特尔12—54。和战前一样，也有一家咖啡馆，老板叫玛尔夏尔。现在这家咖啡馆也不复存在。当初咖啡馆是位于马车出入的大门的右边还是左边来着？

这扇门对着一条很长的过道。过道的尽头，是朝右拐的楼梯。

三

消失的记忆需要花很长时间才会重新浮现。这些记忆的蛛丝马迹残留在本子上，不知道本子藏在哪里，由谁来看管，那些看管本子的人是不是愿意拿给你看。或许他们忘记了这些本子的存在，如此而已。

需要一点点耐心。

就这样，我终于得知多拉·布吕代和她父母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已经住在奥尔纳诺大街的这家旅馆里。他们租了五楼一间带厨房的房间，那层楼有一圈短短的铁栏杆围起来的阳台，两栋楼都是这样。五楼有十几个窗户。有两三个朝着大街，其他对着埃尔梅尔路的路尾，后面的一排窗对着辛普朗路。

一九九六年五月的这天，我回到这个街区，五楼对着辛普朗路那排窗户最前面的两扇百叶窗关着，锈迹斑斑，在这两扇窗前的阳台上，我看到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像被丢在那里很久了。

战前的两三年里，多拉·布吕代应该就注册在街区的某所市立中学读书。我给几所中学校长都写了封信，问他们在学生名册上能否找到她的名字。那几所中学的地址是：

费尔迪南—弗洛贡路8号

埃尔梅尔路20号

尚皮奥内路7号

克里尼昂古尔路61号

他们都很热心地回了信。谁都没有在战前的学生名单上找到她的名字。最后，尚皮奥内路69号女子中学的老校长建议我自己去查名册看看。有一天我会去的。但我现在还有点犹豫。我还希望她的名字能在那里查到。那是离她家最近的一所中学。

我花了四年时间查到了她确切的出生日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又花了两年时间查到了她的出生地：巴黎，十二区。我有的是耐心。我可以在雨中等上几个小时。

一九九六年二月一个星期五下午，我去了十二区区政府的户籍管理处。这个部门的职员——一个年轻男子——递给我一张表格让我填：

申请人：请填写您的

姓

名

住址

我申请查看下面人员出生证明的完整复印件：

姓：布吕代

名：多拉

出生日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请在以下选项中选择，您是：

被查者本人

父亲或母亲

祖父或祖母

儿子或女儿

丈夫或妻子

法定代表人

您持有被查者的身份证

若非以上人员，不能复印被查者的出生证明。

我填了单子，把它递给他。看过单子后，他对我说他不能给我复印完整的出生证明：我跟被查者没有任何亲缘关系。

有那么一时半刻，我认为他是那些负责保守见不得人的秘密、禁止别人知道这个秘密从而找到某人存在的痕迹的看守遗忘的哨兵之一。但他看起来很和善。他建议我去法院申请一份特别许可，皇宫大街2号，户籍管理处3科室，5楼，5号楼梯，501号办公室。周一到周五，14：00到16：00。

皇宫大街2号，我刚准备穿过大栅栏门和中间的院子，一个警卫给我指了指下面一点的另一个入口：进圣礼拜堂的那个。栏杆中间排了一队游客，我想直接进门廊，但另一个警卫做了一个严厉的手势，示意我和其他人一起排队。

一间衣帽间的尽头，规定要大家把口袋中的所有金属物品拿出去。我身上只有一串钥匙。我要把它放在一个传送带上，到玻璃的另一边取回，但当时我一点都没弄明白这是要干什么。由于我迟疑了片刻，我又被另一个警卫呵斥了一下。他是宪兵？还是警察？我是不是也要像刚入狱的人那样，把我的鞋带、皮带和钱包交给他？

我穿过一个院子，走进一条走廊，步入一个很大的大厅，一些手上拿着黑色公文包的男男女女在里面走来走去，其中几个穿着律师的袍子。我不敢问他们去5号楼梯怎么走。

一个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的门卫给我指了指大厅的尽头。从那儿我进了一个冷冷清清的厅，几扇向外斜开出去的窗照亮了一个灰暗的日子。我在厅里走了一圈都没有找到5号楼梯。我像在噩梦中一样恐慌起来，眩晕起来，在梦里找不到车站，而时间过去，眼看这就要误火车了。

二十年前，我也曾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我得知父亲住进了萨尔贝特里耶慈悲医院。我青春期后就没见过他。于是，我决定出其不意地去看望他。

我记得自己为了找他，在这所大得不得了的医院游荡了几个小时。我走进一排古老的大楼，走进摆了一排排病床的集体病房，我问了几个护士，但她们给我的信息是互相矛盾的。在这个巍峨的教堂和一排让人感觉不真实的大楼里来来回回走了很多趟之后，最终我开始怀疑我父亲是不是真的在这儿。那都是些十八世纪的建筑，让我联想到玛侬·莱斯科1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