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生活，其真实程度至少不亚于男人编造的“女性软弱，只能从属”的理论。男人这种谬论有时又病态地夸大成男性美梦：妻要年少，有时这种美梦还真能实现。这个时期存在并强化了这种理想的资产阶级家庭，其意义是重大的，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妇女会开始有系统地发起女权运动。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新教国家是如此。

资产阶级的家只是一个内核，家庭与家庭间的联系则比它大得多，像一张网，人则在这张家庭关系网里进行活动：“罗斯柴尔德家族”、“克虏伯家族”以及“福斯特家族”（Forsyte）等等。福斯特家族使19世纪社会史和经济史的许多部分实际上变成其家族的朝代史。然而，尽管这些家族在过去的那个世纪里已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仍未引起社会人类学家和家谱编撰者（编家谱是贵族的职业）的足够兴趣，因而我们无法信心十足地对这些家族进行有系统的概述。

这些新发迹的家族有多少是从社会下层爬上来的呢？其实没有多少，虽然理论上这个社会并不阻止任何人往上爬。1865年英国钢铁厂厂主中有89%是中产阶级，7%是中下阶级（包括小店主、独立工匠等），仅有4%是工人——技术工人或可能性更低的非技术工人。[19] 同一时期，法国北部纺织业者的主体也同样是来自被看作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19世纪中期诺丁汉（Nottingham）针织厂厂主的出身也与此相同，其中2/3实际来自针织世家。德国西南部的资本主义企业奠基者不全是富翁，但来自具有长期经营经验的家庭，而且常常是继承、发展本行工业经验的家庭，却是为数不少。克什兰（Koechlin）、盖吉（Geigy）、萨拉辛（Sarrasin）等瑞士—阿尔萨斯新教徒以及犹太人等都是生长在“小王公似的财主”家庭里，而非生长在精通技术、善于发明创造的企业工匠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主要是新教牧师和政府公务员的儿子——在经营企业之后可以提高但不能改变其中产阶级的地位。[20] 资产阶级世界的大门是向才智卓越的人敞开的，然而如果家庭文化程度较高，家产比较殷实，与中产阶级圈子里的人有一定的社会联系，那么毫无疑问，在起步时就占了相当大的便宜；如能与同阶级同行业，或与可和自己的行业进行联合的人通婚，其好处则尤莫大焉。

由大家族或者几个家族紧密联结的家族，在经济上肯定占有相当优势。家族可为业务开展提供资金，也许还可提供有利的业务关系，特别重要的是提供管理人员。1851年里尔的勒费弗尔家族（Lefebvres）为其姻亲普鲁沃（Amedée Prouvost）的毛纺厂出资。西门子哈尔斯克（Siemens and Halske）是世界著名的电气公司，建立于1847年，它的第一笔资金便是一位表兄提供的；其兄弟中有一人是公司里薪金最高的雇员，其他三兄弟，即华纳、卡尔和威廉（Werner，Carl and William）分别掌管柏林、圣彼得堡和伦敦的分厂。名闻遐迩的米尔豪斯（Mulhouse）新教集团，其内部各小集团之间皆相互依靠：多尔费斯—米格（Dollfus-Mieg）公司是多尔费斯开创的（他和他父亲皆和米格家族联姻），安德列·克什兰（AndréKoechlin）则是多尔费斯的女婿。克什兰掌管公司，直到四位舅表弟长大成人后方交出管理大权，而他叔父尼古拉斯（Nicholas）在掌管克什兰家族公司时，“把兄弟、表兄弟以及年迈的父亲都请了过来”。[21] 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多尔费斯，即该企业创始人的孙子，进了自己家族拥有的地方分公司施伦贝格尔（Schlumberger et Cie）公司。19世纪的企业史充满了这等错综复杂的家庭之间相互结盟、相互渗透的关系。他们需要有数目众多的儿女——不像法国农民，法国农民只要一个继承家产的人——他们当然也不乏儿女，因为他们不鼓励节育。穷人和正在拼命的下中阶级当不属此例。

然而，这些小集团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呢？他们又是怎样经营的呢？什么时候他们不再代表大家族，另立门户变成一个与家族有紧密联系的社会集团，一个地方性资产阶级，或变成范围更广的体系（就像新教徒和犹太银行家那样），使家族关系变成其中一面的呢？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尚无法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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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在本书所述时期，“资产阶级”的阶级含义为何？有关资产阶级的经济定义、政治定义和社会定义虽有所不同，但彼此相当接近，不至于造成多大的理解困难。

从经济上看，最典型的资产阶级是指从资本中获取收入者。事实上，这时期典型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几乎没有一个不能与这项定义对号入座。1848年法国波尔多排名前150的大家族中，90个是经商的（商人、银行家、店主等等，这个城市里几乎没有工业家），45个是拥有家产者和“食利者”（即靠地租、债券利息收入投资营生的人），15个自由业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高薪的总经理等行政管理人员，连名义上担任此等职务的人都没有，然而到1960年，这部分人却成了这个城里450个大家族中最大